徐继畬与太平洋铁路华工

                                                                          李 沣

对徐继畬与大量广东华人赴美、早期中美人文交流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在近代意义上的门户开放、学习西方、中西交流，一般认为始自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原称“同光新政”，即同治、光绪年间的门户开放和中西交流，其主要产生在上海、武汉、天津等东北部中国；而在此之前的道光、咸丰（1821至1861）年间广东沿海城市向南洋、北美的早期出国潮，也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侨乡广东对中国文明进程的影响是个很值深入研究的课题，因为今日广东做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与这个历史背景有关。

在道光、咸丰以至于同治的晚清，为什么中国唯独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工能远涉重洋到南洋、北美异地他乡去谋生、创业？是什么诱惑、勇气、技能和力量，让一些世代生活在故土的农民、渔民背井离乡？而这种连续不断地群体出国又集中发生在五邑？也就是在研究北美华工史时，我们需要寻找其源头，其原始的条件和动因。

据我的粗浅理解，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在广东的活动，早期任广东盐运使、广东按察使、闽浙总督等职的徐继畬的《瀛环志略》的影响，对华工赴美条件比较公正的《浦安臣条约》的签订，这三者的相互作用，是广东，或者是“五邑”地区农民、手工业工人出国潮的很重要的动因。考索这三者的关系或影响时，徐继畬是个关键人物。

一、关于美国传教士早期来华的活动

广州是海上霸主英国人对中国殖民掠夺的主要港口，而美国的对华贸易较晚，直到1817至1820年，美国对华贸易开始增加，每年来往中国的商船有三、四十艘。与英国的血醒掠夺贸易相比，美国的殖民贸易相对温和，“在英、法历次战争时期，中国海面上仅有两种非常显著的旗帜，就是英国的和美国的，——英国旗帜所以显著，因为英国是海上霸主，而美国旗帜却因为中立的美国是所有国家的友好国，┄┄它能在别些国家所不能经商的地方经商。”（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93页，转引自戴逸：《简明清史》第51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老牌殖民主义者英国对中国的疯狂掠夺和鸦片贸易，主要从广州入海。广州也是两次鸦片战争的主战场，虎门销烟和三元里抗英斗争表明，晚清中外的交集和矛盾斗争，也集中表现在广东和中英之间。美国虽然也参加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掠夺，但由于他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对中国的殖民掠夺相对温和些。

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虽然在乾隆时就已来往，但中美的规模性交往，似乎应从奥立芬在广州设立公司，并派传教士俾治文、牙雅俾理于1930年来华传教开始。

1830年美国传教士俾治文和雅裨里，乘“罗马号”轮船抵达并落脚广州。他们在广州传教并办学堂、办医院、办报纸，广泛地与当地官员、商人、平民接触。俾治文主笔的《中国丛报》，办的时间长（1832年至1851年共出200多期），发行量大，而且比较客观（比如发表了48篇反对鸦片和鸦片贸易的文章）让美国和世界了解了中国。雅俾理的《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在香港、广州一版再版，让中国，尤其是广东沿海地区了解了美国。

由于美国传教士在广东的种种活动，因此在广东及口岸地区形成了一种特殊语言，叫“洋泾浜英语”，即英语和汉语的混合语。传教士雅裨里的《中国日记》里也说广东地区的一些渔民、市民会说一些蹩脚的英语，但基本能沟通。

 总之，在广东口岸，有美国商船定期往来，中美交通已开通；美国传教士在广东传教和办学、办报，使中美两地、两国间有了一定的相互了解；美国的中立政策与英、法比起来，中美关系相对友好；农民、渔民中有了一些与洋人有交往并粗懂英语或称洋泾浜英语的人。再加上国内阶级斗争在这个地区尖锐表现，如1854年广东天地会在佛山起义，番禺、东莞、新会、清远周围十数郡县响应，攻城40余座，围攻广州半年之久。起义最后被清政府镇压了，失败的起义农民四处逃散，这其中恐怕有很多的人逃到了南洋或北美。这些特殊背景条件，就形成了五邑地区的华人接连不断去南洋和北美谋生的潮流。

第二个条件和动因就是徐继畬的影响

徐继畬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出任广东盐运使、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广西巡抚、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职。1844年，徐继畬与雅裨里相识交往，雅裨里成为徐继畬洞悉西方世界的关键人物。两人频繁地长时间交往、交谈，雅裨里不仅口头向徐继畬详细介绍世界及美国的地理、历史、经济和政治人物，并多次送给他有关的地图和书面资料。徐继畬“他对了解尘世间各国的情况，比聆听天国的真理急切的多。”（雅裨里语）1848年，也就是《共产党宣言》在欧洲问世时，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付梓了。

《瀛环志略》在大清王朝统治下，引起了很大轰动，也改变了徐继畬的官运。声讨的用语就是“称颂夷人，献媚夷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崇洋媚外”、“投降卖国”。林则徐领头上书咸丰皇帝，弹劾徐继畬，最后罢了徐继畬的全部官职。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同治四年（1865年）两宫皇太后宣旨召徐继畬入京，命任通商衙门行走（相当于外贸部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管对外通商的官员。《瀛环志略》也由总理衙门重新刊行，成为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标准本”。1867年，徐继畬又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兼总理同文馆(主要培养外语\外交人才)事务大臣。成为晚清总理对外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

徐继畬长期在广东任职，后又成为朝廷对外事务的总管。他的《瀛环志略》也趁机大量发行流传。大量华工去北美修铁路是在1863至1869年间，而这期间总理对外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恰好是徐继畬（1865至1869年）华工赴美与徐继畬的关系，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专门论著，但从逻辑关系上说，徐继畬与华工赴美应该有关联，比如《浦安臣条约》。

书中有专门一节，即《蒲安臣条约》推动大批华工来美，列出1868至1870三年来美33856人。客观地说，《蒲安臣条约》对华人来美及在美国的生存，做出了很多公正的制度性安排。美国对华人态度之所以有如此公正的安排，应归功于徐继畬。本书提到了赠送美国的徐继畬碑文。美国对这块石碑非常重视，专门砌于华盛顿纪念塔第十级的内壁上，并于1867年派公使蒲安臣将华盛顿的画像作为总统的礼物送给徐继畬，并举行了隆重的赠送仪式。赠送仪式后的第二年，即1868年中美签订了《蒲安臣条约》。中方与美方谈判签约的是谁？公开的文本资料无载。但1967、1968年担任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是徐继畬，按照常规，主管整个谈判和签约过程的中方代表人物应是徐继畬。

当然，五邑华工赴美还有很多其它原因，比如“苦力贸易”，英国的官方数字是；“在广州及其附近地区被掠卖出国的华工，1849年为900名，1850年为3118名，而1852年上半年竟达到15000名。”（《英国兰皮书•关于从广东移民的通信》第一页）从事这种“苦力贸易，”的不止英国，是列强掠夺中国的一种普遍形式；又比如被官方追捕的农民起义军残余等等；从技艺上说这个地区的劳工阶层中有一个特殊的工种——打石工，三元里抗英斗争队伍中的主力之一就是打石工，在美国来华招募中，这些与石头打交道的人当然是首选。

对徐继畬的研究，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的富强与制度的关系问题。军旅作家王龙说：“今天的学者早有一种定论，认为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历程是器物——制度——文化的递进次序，而徐继畬早在《瀛环志略》中就勇敢地透过器物表面，看到了西方列强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先进性。”（《同舟共进》2014年第3 期）洋务运动的宗旨是“学习外国利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中日甲午海战中国的惨败说明，中国失败的主要不是兵器、技术，而是制度。对此，洋务运动首领李鸿章也很清楚，不改变腐朽没落封建王朝制度，只搞“船坚利炮”，就“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 （李鸿章自白）表面好看，但不堪一击。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李鸿章只敢偷偷写下来，不敢说出来，而徐继畬不仅大胆地写出来，还刻在石碑上，大张旗鼓地送给了美国人。因此，徐继畬这个人物很值得研究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