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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在于整体——再告诉你一点经济真相（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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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由美国在野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获得。由于他一直不被主流经济派别所喜欢，因此我称他为在野经济学家，类似于政治生活中的在野党，也不招执政党所喜欢。克鲁格曼在研究贫富差距时，曾经提到一类现象——企业CEO成了“摇滚明星”。在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公司没有觉得一位著名的，有魅力的CEO多么重要，CEO也很少登上商业杂志的封面。可自从80年代以来，CEO却变成了跳来跳去的“摇滚明星”。他们的薪水也像“摇滚明星”一样直线上升。
为什么有人愿意给CEO这么多的薪水？许多产业研究发现，企业组织要达到卓越的成功，背后往往有一个重理想的领导者，他的理想特质会对企业和产业造成强大的影响。用简单一点的话说，CEO能把企业组织捏成高效率的整体。越有水平的CEO，拿捏水平越高，企业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多。CEO的高薪水即自然、又合理。同样一个企业，人员相同、资产相同、技术相同，为什么有些企业能够获得高额利润？根源在CEO身上。
CEO为什么能实现成功领导？简单回答是CEO水平决定一切，深一些的答案则是CEO能否有效发挥出企业整体能力。企业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整体性，而不能从单项加和来看。这种认识方法与一般的认识方式并不相同，我们先从最简单开始。
从前，有几兄弟，常常吵架。一天，他们的父亲感觉自己不行了，十分担心死后儿子们互相打架。在某天吃过晚饭，父亲把儿子们叫到跟前，拿出一把筷子，说：“ 你们谁能把这把筷子折断？”几兄弟都折了折，谁也折不断。父亲把这把筷子拆散了，分给每人一根，叫他们再折，这次，他们一折就断了。父亲说：“你们看，一把筷子折不断。一根筷子很容易就折断了。以后，你们再吵架，就会像单个筷子一样，会被外人轻松打败。如果你们团结在一起，像一把筷子一样，没有人会欺负你们”。一根筷子易折，一把筷子不易断。这篇寓言告诉了人们要团结，同时也说明了整体性问题。在竞争的环境中，团结十分重要。
整体性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整体性思维来自我国。早在二千多年前，《老子》、《易经》等著作里已经用整体性思维来解决问题。上世纪中期，奥地利人贝塔朗菲创立系统论，整体性思维渐渐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贝塔朗菲作为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他认为分而治之无法解释生物中的各种现象，必须从整体来看待。在现实中，我们往往会把事情分拆开来，一个个分析，然后把结果做个加和。显然，这种思维并不适合生物系统。我们不可能首先分析半匹马，也不可能分析某条马腿。我们只能从一匹马、一群马作为研究的开始起点，分析生存的环境和身体结构。因此、在生物领域，采用整体性思维是非常自然和必要的。
在经济领域，则经历了一个奇特的过程。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这即是采用整体性思维的一个例子。在此之后，经济学的研究像现代科学一样慢慢陷入分而治之的境地。人们喜欢低头拉车，忘记了抬头看一看远方。许多经济研究者并不是去研究经济现象，而是研究数学、计算机。在亚当斯密之后，300年过去了，我们又不得不返回整体。现在，许多人对此还非常陌生，不过，我们所熟悉的许多人正在采用整体性思维来解释问题，比如巴菲特、郎咸平等人，另外有一些人开始采用正反馈和负反馈来研讨经济，如韩德强等。这些人的成功标志着整体性思维渐渐为人们所接受。
正反馈和负反馈可以看作整体性解决问题的初级阶段。什么是反馈方法？简单说，反馈法即是摸着石头过河。有些问题过于复杂或者信息不全，不可能一开始就给出详细的解决步骤，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采用反馈技术。市场经济即是一个反馈经济，企业生产要分析价格和需求。反馈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方法，我们在什么情况下用反馈，为什么要正反馈和负反馈？
反馈描述了系统的运转过程，如果有理工科背景，理解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容易。然而只有反馈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整体性。反馈描述了系统运转过程，但他没有给出价值和价格问题。我们必须利用整体性来理解这一切。在市场中，企业之间充满了角力，力量大小决定了利益分配。力量大小由什么来决定？天时、地利、人和数千年来被人们所公认的标准。当企业做得好，获利高，价值大；否则是获利小，价值低。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是近二三十年新兴的高科技公司。它们从一无所有到富可敌国也不过十几，二十年时间。他们的财富来得十分奇怪。从表面上，只是从外面请了几个大学生，买了几把椅子和桌子，加上几台最新的电脑设备，几乎是默默无闻。在几年时间内到股票市场上市，股价不断上窜，不多长时间，人人都成亿万富翁。奶牛吃得是草，挤得是白色的奶；这些公司吞下的是草，搬出来的是黄色的金子和亮晶晶的钻石。此类公司比如像微软、Intel、Oracle、Google等。
前一些时候，微软对盗版问题采取了一项强制措施，国内一些使用盗版微软软件的用户电脑桌面每隔一个小时，就变成带有反盗版标识的全黑色。另外，在使用 OFFICE软件时，凡是没有授权的软件用户也会不间断地接收到来自微软反盗版的提醒。在此事件中，微软走到了风口浪尖，也渐渐为人们所熟悉和了解。微软是一个市值超2000亿美金的恐龙企业，不过他成立的时间并不长，1975年成立，到现在也不过三十年多一点。大名鼎鼎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先生就是微软的重要创始人。微软在短期能成功，依赖于他的经营创新，它颠覆多条企业界的经典哲学。微软是第一家以软件为主业的企业。1981年起，他开始为IBM的 PC机做配套。在硬件昂贵，软件稀少的年代，大家并不认可软件的价值，否则IBM也不会让微软随便搭车。
微软就如它的名字，没有硬通货，靠得是软实力。他没有多少净资产，1998年度的净资产仅为166亿美元，与此同时、微软的市面价值不低于3750亿美元，整整是净资产的21倍。换句话说，微软能够被审计出的财富不到其真正市场价值的5％，其他95％的净资产之外的财富是什么呢？许多咨询公司认为人力资源是企业的财富，微软的市场价值取决于它的员工、顾客、品牌、知识的积累等资产负债表之外的因素。咨询公司的观点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错，学了句大实话，微软除了资产负债表之外，只剩下人力资源、品牌等因素了。实际上，咨询公司忽略了微软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微软本身是一个有机体，同时又处于全球大市场这一有机体之中。微软的价值是由全球大市场给予的，同时又依赖于微软自身的健康运转。微软的确吸纳了很多聪明人，但是把这些聪明人简单汇集在一起能产生3000多亿的市值吗？显然是不行的。微软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纯地由人力资源、品牌等单个因素来衡量。在美国，与微软类似的高技术公司很多，如Google、高运、苹果等。市值巨大，而净资产很少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从整体来看，公司的人力资源很重要、品牌很重要，但最重要一点在于他们形成了运转良好的有机体。从市场角度看，他们完全配得上市值。例如在 2007一年时间，微软净利润有169.6亿美元。
什么东西带给微软这么多的财富？就是我们花5元买的盗版盘。微软把这一张盘卖到几千块钱一张，而且还只 能装到一台电脑上。这些公司凭什么能赚这么多钱？从市场来看，有人愿意买他们的产品；从系统理论看，他们实现了天时、地利、人和。公司自身形成一个整体，市场与公司也形成一个整体。单纯看微软的那几张光盘，并没有太多的不同。只是商标不同，印刷精美一点，余下的与普通的光盘是完全一样的。然而却价值几千，这即是智力劳动的价值。
面对同样的菜品和原料，不同的厨师会做出不同口味的菜，价格也相差数倍。面对同样的球队，不同的教练会产生天上地下的结果。面对同样一群人，不同的CEO 带领，有的要破产，有的利润率高高在上。“拥有一位出色的CEO”成为大企业董事会时时关心的问题。CEO也像球队教练一样，在各企业之间跳来跳去，成为猎头争抢的对象。企业股票价格也随着CEO的变化来回跳动。这表明了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使企业成为有效的整体是企业的利益所在”。在早期时代，CEO虽然十分重要，但由于企业是以资金密集型为主，CEO的任务明确，容易进行监督。现在，CEO是一个艺术家，他带领的是智力开发人员，而不是一堆机器设备。另外，市场环境变化，也为CEO发挥才干提供了空间。竞争激烈的环境、高智力员工和产品，使CEO的价值得到更多体现。
此类公司凭空创造出这么多价值，很自然会产生一个分配问题，即如何分配企业利润。从表面上看，企业成功是全体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同一级别员工的收入应该是相同的，干一样的干活，没有理由收入不同。不过从公司另外角度来看，谁拥有公司谁就有权力获得利益，即根据股票来分配收益。现在看来，这些公司在两方面都给予了考虑，利润按股票分配，不过新来的员工能够以低价购买股票。这些高技术公司，在开始阶段并没有多少资金，价值很低。 一些元老手里握有大把大把的股票，仅每年的分红就有很多，也引起普通员工不满。另外一个因素在于，很多元老也处于高位，他们本身的收入就已经很高，加上股票收入，几乎个个是亿万富翁。下面累死累活的员工却只能拿一个平均工资。因此、如何分配收入成为这些公司着重考虑的内容。
整体性不仅体现在公司上面，而且也体现在其它组织上面，比如城市。城市是作为一个有机体而存在，城市里面的任何现象必须从整体来思考，绝对不可能分割开。比如我住在乡下的时候，根本无法想象在北京上班要坐1个多小时的公车，也难以想象北京高高在上的房价，也无法想象那高耸入云的大楼。城市的存在是为了经济更好发展，生活更加方便。我们要考虑城市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从世界经济的发展来看，城市一直在吸入各种资源，比如人才、资本和原料。以我国农村为例，城市把优秀人才从农村吸引到大城市，把一些企业从小地区吸引到大城市。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以市场形式进行的软掠夺。例如日本东京地区，劳动力价格高，吸引大量的人才。这种效应具有很大的灾难性，贫穷地方的人经过努力，去了富裕的地方，最终使穷区域越穷，富则越富。因此、城市的发展必须从全国经济总体形式上去寻找，真正找到城市的生命之源，而不是依靠行政性命令实现资源转移。
现在，城市地产的讨论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我也在这里讨论一下。下面先看看孙中山先生的故事。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主张土地公有。为此，他讲过一个澳大利亚的故事。澳洲有一处地方，在没有成立市场以前，地价是很平的。有一次政府要拍卖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在当时是很荒芜的，都是作垃圾堆之用，没有 别的用处，一班人都不愿意出高价去买。忽然有一个醉汉闯入拍卖场来，当时拍卖官正在叫卖价，众人所还的价，有一百元的，有二百元的，有还到二百五十元的， 到了还到二百五十元的时候，便没人再加高价。拍卖官就问有没有加到三百元的。当时那个醉汉，醉到很煳涂，便一口答应，说我出价三百元。他还价之后，拍卖官 便照他的姓名定下那块地皮。地既卖定，众人散去，他也走了。到第二天，拍卖官开出账单，向他要地价的钱，他记不起昨天醉后所做的事情，便不承认那一笔账； 后来回忆他醉中所做的事，就大生悔恨。但对于政府，既不能赖账，祇可费了许多筹划，尽其所有，才凑够三百元来给拍卖官。他得了那块地皮之后，许久也没有能 力去理会。相隔十多年，那块地皮的周围，都建了高楼大厦，地价都是高到非常。有人向他买那块地皮，还他数百万的价钱，他还不放手。他只是把那块地分租与 人，自己总是收地租。更到后来，这块地便涨价到几千万，这个醉汉便变成澳洲第一个富家翁。推到这位澳洲几千万元财产的大富翁，还是由三百元的地皮来的。
在初期买了城市的土地，这类似于买了企业的原始股。结局十分明显，土地价格上涨，股东获得暴利。在孙中山看来这是不公平的，城市土地的价值是整个城市共同努力的结果，为什么你什么也不做就能获得这样的收益？孙中山的看法是十分正常的。假设某企业进驻北京中关村某地，附近的地租会直接受益，然而这个企业并不会从中得到任何的好处，完全被周围的地主们获得。同样，在某处建设了地铁，增加了地铁入口，周围地产也会得到好处，不过又完全落入业主的腰包，然而建地铁的钱却来自 财政。
在超市等大卖场同样存在类似的现象。在卖场中有一些商品虽然价格不高，但是购买人较多,成为商场人气的支撑点。顾客买东西并不是买一件两件，往往会买很多，也会顺带着购买了其它商品。从而带动了整个超市的销售，例如食品类就是如此，让许多人来超市购物。
当然，许多业主会认为他们很会投资，所以才会获得高利。无论怎么说，土地是必备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谁又能离开土地而生存？它的作用类似于人的基本需求——吃饭和呼吸。因此，土地对经济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必须有效地处理土地问题。在我国，由于人多地少，在经济快速发展时，土地供应总体处于偏少—— 饥饿供应。这使模式使城市土地价格飞涨，制约了经济发展。实际上，总会在一些地方土地紧缺，另一些地方土地相对宽松。那么如何合理使用土地，管理土地，很多人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具体怎么办，还真需要细细考虑。一方面借鉴西方，另一方面考虑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
最近，城市土地价格上涨，房子价格上涨，人们很自然会问“为什么城市中土地价格可以上涨，而农民的粮食价格却控制得这么死？”在这里，经济显然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因为你粮食重要，所以对不起，你不能涨价。类似于在某个单位，某个人因为办事努力却始终得不到升迁，原因何在？因为大家都离不开他，他要是走了，会出麻烦的。只有牺牲他一人，幸福千万人了。
从经济来看，整体性也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着。各种产业之间是平等的，都是不可缺少的。前两年，为什么铜价格可以从翻四倍，为什么石油可以从每桶20多美元涨到150美元，为什么房价可以从2000涨到20000？供需原理说明价格的变化的规律。价格变动方向完全由两个方式来达。比如价格下降，可能是供应增加或者需求减少；价格上升，可能是供应减少或者需求增加。
从微观上看，供需变化不定，价格上窜下跳。可从宏观来看，每一个产业都是社会的分工，都是必须的部分。只有从宏观来看价格的走势。比如房价问题，只要供应追不上需求，价格必然上升。虽然能通过金融等方式进行一些短暂的调控，但是最终结果仍然是价格上升。唯一的办法是供应增加，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最近，一些政策只是成为让“上涨曲线”变得好看一点的手段，而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要从整体来考虑经济体系。比如许多人认为美国人非常坏，总想把我们向死里整。我想用另一句话来问“他没事了整你干什么？” 你如果很富了，是不是很喜欢整穷人玩？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国家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他希望你富，能够进口他们的商品；另一方面他们希望你比他差，不会威胁到他，他们不会感到不安。地区之间的发展同样如此，西部地区过于贫穷，怎么能购买东部的产品？因此说经济发展在于共赢，而不是偏废。
我老家在农村，至少有一点，你不希望你的邻居是非常穷的人，否则他们会带给你许多麻烦。国与国之间也是邻居，他们也不希望你太穷，否则你也会带给他们麻烦。就像阿富汗，美国人出兵，又出钱。他们也希望阿富汗不要再贫穷，希望能消除恐怖主义温床。
在本世纪40年代，洛克菲勒在纽约市郊买了一大片荒地，按常规地产开发办法，此地可建设一个独立的小区，可以是住宅，可以是办公区，可以是商业区，也可以综合化。但无论如何规划，这么一大片地，投资成区，会需要巨额资金，特别长的工期，且由于不在黄金地段，不会卖出好价格，所以当时许多人认为这是个投资败笔，至少，也不是个好项目。
但在此时，洛克菲勒已投入了数亿美元，取得了这大片土地的独家开发权，项目已走上了无归路。这时，联合国在美国宣告成立，但一直没有一个气派的、有规模、有档次的总部办公大楼。洛克菲勒得知这个消息后，对联合国的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结论是联合国将不同于其他世界性组织，它将成为处理国际性实质问题的权威机构，它的决策将涉及全世界每个国家的利益，为此各国都会花一定的代价来争取联合国做出对自己国家有利的决策，所以，联合国总部所在地，也必然是各国外交的重要发生地，各国会就近安营，派代表参与联合国事务。
尽管当时联合国还处于艰难维持的初期，但未来趋势必然如此。做出这个判断之后，洛克菲勒从他那片纽约的土地之中，分割出价值3800万美元的一小片，以1 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联合国，这对于尚无安身之地的联合国来说的确是雪中送炭，于是联合国决定在洛克菲勒的土地上安营扎寨。
不久，二战结束后新的世界格局形成，获胜的大国们开始经营联合国，联合国的作用迅速显化，各国纷纷去争取在联合国的利益，许多建筑商、宾馆发展商等也都看准了联合国的商业价值，于是洛克菲勒以联合国做为王牌，在大片土地上规划了外交区，土地迅速增值，获利无法计数，且名利双收，这种投资效果，是用3800 万美元的传统广告投入所无法达到的，因为3800万美元买不下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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