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国医科学化”到“中医现代化”为什么步履艰辛？

1. “国医科学化”的尴尬

20世纪30年代是“科学”至高无上的时代，为了进一步争取政府支持和社会认同？刚刚成立的中央国医馆就提出了“国医科学化”的主张。第一件事就是设立“学术整理委员会”，施今墨、陆渊雷、时逸人等名医均受聘为委员。不久，由陆渊雷执笔拟定的“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上交国医馆，1933年5月1日，国医馆第16次常务理事会议修正通过《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下发各地。

这份以“科学化”为宗旨的大纲，开宗明义地说明其目的是“以我国固有之医药学说，择其确有精义者，用科学方式解释之”。具体构想是“采用近世科学方式，分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两大类”，以期在两类学科中建立起完整的知识体系。

大纲公布后，有的中医直斥其为“四不像（即新、即旧，亦中、亦西）”，名医祝味菊说其中不少术语并非中医所有，“将来据此整理国医，必致引起无穷纠纷”。另一方面，各地响应“科学化”提议的也有不少，其中如广东中医林昨非和谭次仲的“科学化”中医版本很有代表性。谭次仲从科学角度出发，将中医知识划分为三类：玄理、经验与药物。“玄理为冥想哲学，自与科学实验不相容，惟药物则实物也，经验则实象也，二者自古施诸治病而有验，故必有科学之理致存。”而中医所说的“气化”等观念，“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他认为就属于“空想之谬所”。谭次仲认为中医临床上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中药，但传统中药的四性五味等理论“大都经纬之以气化生克之说，玄谬无稽”，“必取其有效之药物，加以科学实验以证明其真理，确定其效途，更提取精华以施于用”。

谭次仲这种思想被后人称之为“废医存药”，认为中药治病有效的原因应该是其中含有某种化学成分，所谓“科学化”就是要把这些成分提取出来，通过实验说明它对人的作用，以后就不需要用传统的寒热温凉等理论去解释了。但这种思路一直走不通，许多从药材中提取出的化学成分，在临床上作用并不明显，现实问题是如果不能完全用现代药理学的理论指导临床应用，传统的理法方药理论就不能抛弃，或者只能并立而行。正因为如此，中医“科学化”运动处于尴尬境地。

在公布《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之后，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开始推进更具体的工作，第一步是统一中医病名。因为古代中医对疾病的命名没有一致的规则，名称相当杂乱。陆渊雷说：“欲厘定病名，不出两途：（一）择用古书原有病名；（二）根据科学，别立病名。……馆章明定以科学方式，整理改善国医药，则根据科学以别立病名，似为当然之事矣。既须根据科学以别立病名，则与西医之译名，当然多数相同：何则？西医亦据科学以立名，科学无中西之异故也。”

按此原则，委员会制定了《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案凡例》和《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录》等文件，1933年6月，由中央国医馆颁布，向各地征求意见。这些文件明确提倡采用“西医所通行之华译病名”为主，将历代医著中的病名与之一一对应，并要求将来“颁行全国医士，限日一律用此统一之名，违者处以相当惩戒，惩戒后再不从，则禁止其业医”。

结果，这份病名方案激起的反响远远超过《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基本是骂声一片。浙江省国医分馆杨则民认为，中医病名行之千年，世人共晓，有其独到之处，“一切学术名词之合理与否，不在名词本身，而在其所赋之定义”，不能轻易废除中医病名。著名学者章太炎也认为此举过于仓猝：“欲统一中西病名，先须以两方病名对照，而此对照之前，先须以中国古、今病名对照……次以西土本名、译名二者对照，然后可以中西相对择取其是。”“要之此事必须聚集中西良工比较核实，方可出而行世”。

而且，病名与临床过程密切相关。比如西医病名“肺炎”，既然是炎症，就要查明是什么病菌引起的，什么药物能杀菌等等，中医则可能根据其最主要的症状命名为“咳嗽”或“喘证”，然后辨明是寒性还是热性，采取不同的中药来调理。这些中药不一定具有直接杀菌作用，但如当时东莞中医卢觉遇所言：“中医虽不知有菌，不知治菌，而治法能补助人体自然疗能，以透彻病根，排除病毒，使生理机转归于正规状态，故能收根本治愈之功。”

当年6月25日，上海国医分馆推举秦伯未、严苍山、张赞臣、吴克潜、盛心如组成研究会，专门研究国医馆统一病名草案。3天后，诸委员均以该草案殊多窒碍，全体辞职以示抵制，并在代表上海国医分馆拟具的意见书中，提出了尖锐的疑问：“依傍西医病名统一国医病名之后，对于治疗学及药物学，如何联络运用，有无充分预备？依傍西医病名统一国医病名之后，对于诊断学如何运用，庶不致与西医之诊断发生歧异？”这些都是直接影响到具体临床操作的疑问，击中了问题的要害。

面对强烈的反对意见，当年11月中央国医馆只得通电全国中医团体收回建议书，同时将主要撰稿人陆渊雷等免职，另聘陈无咎、随翰英、周柳亭、黄谦等组成“编审委员会”。编审委员会由陈无咎草拟内科器官系病名草案，并特聘张赞臣、余无言分别拟定内科组织系和外科病名。这三部分都以中医病名为主。修改后的草案1934年11月公布，反应远较前次平静，获得不少赞同的声音。

通观国医“科学化”的各种主张，从积极方面说，它确实是国医馆得以成立和争取政府和社会支持的安身立命之本。但如何“科学化”，则是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不是单凭愿望能够达至的。另一方面，“科学化”也并不能获得“科学主义者”的认同，著名学者傅斯年说：“若不接受近代的生理学、病理学、微菌学，只是口袋中怀着几个金鸡纳霜、阿司匹灵药饼，算什么改良的中医？若接受了这些科学，则国粹的脉气论、六气论又将如何安插？中医之为中医又在哪里？”他断言，“国医根本没有谈科学的本钱”。像前述余云岫赞许国医馆的学术整理大纲也并非善意，而是视为他的“医学革命”主张胜利的结果。谭次仲虽然主张“科学化”，但总体上还是维护中医，结果被一些西医谩骂为“杂种医”。

2. 中医现代化渐行渐远

也许，“国医科学化”失败的原因是没有摆正“中医基本理论”的位置（倡导“国医科学化”者眼中，阴阳、五行、六气等中医概念都是“不科学”的），那么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四个现代化”而兴起的“中医现代化”则首先“摆正”了中医基本理论的位置，即中医理论是研究起点而不是抛弃对象。

“中医现代化”有各种说法，现归纳如下：一是理论现代化，即吸收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发掘、整理、阐明经典理论的科学精华，研究和解决经典学说提出而没有完全解决的理论问题，开拓和探讨经典理论所未包括的医学问题，把经典理论提高到现代水平，建立新的中医理论，逐步形成现代中医学；二是技术现代化，即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吸收现代技术，研制和发展新型中医技术，使中医的科研、诊断、治疗，医药品生产等方面的技术装备和技术工艺都达到现代水平；三是中药方剂现代化，即以中医理论为基础，以中药方剂的经典原理为指导，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阐明中药方剂的疗效机制，发展现代化的生产加工、管理，改革剂型，优化给药途径，实现疗效现代化。此外，中医现代化还包括教育现代化、科研现代化、管理现代化以及其他民族医药的现代化。中医现代化的根基是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中医，其主要杠杆是现代科学技术，其基本方法是继承、移植、创新相统一，其根本方向是坚持相对独立发展，发扬特色和优势，提高发展水平，使中医逐步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些提法甚至引起了英国《自然》杂志的兴趣，其记者Jane Qiu于2007年4月5日发表了述评文章“中国计划实现中医现代化”（原文链接：http://www.100md.com/html/DirDu/2007/04/08/42/04/36.htm）。当然，Jane Qiu不可能亲历“中医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他（她）只是随便的几个采访，不可能涉及深刻的理论分析。

事实上，在系统提出“中医现代化”之前，许多尝试性工作已经做了不少。总之，前前后后提出了大量的学说（绝大多数没有达到“科学假说”的高度），中医药研究工作者和有志于中医学研究的哲学、自然科学工作者从哲学、经史学、天文学、物理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等等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多学科多层次的研究。

例如“气”的本质研究众多，有代表性的如“信息-能量-物质混合统一场说”、“人体气场说”、“熵流说”、“序参量说”等等；“六经”的本质有“藏象模型说”、“病理层次说”、“神经系统兴奋抑制说”、“病理神经动态说”、“全息说”、“炎症反应综合征说”、“疾病规律说”、“高度综合体说”、“理想模型说”、“时空说”、“数学集合论说”、“关系说”、“层次说”、“模糊聚类说”等等；经络的本质上提出了“人体第三平衡系统假说”、“二重反射假说”、“外周中枢统一论假说”、“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假说”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大学派，即经络（生物）物理学派，经络实验生理学派和临床经络现象学派（或称高等临床神经学派），其代表著作有《千古之谜：经络物理研究》、《针灸经络生物物理学：中国第一大发明的科学验证》、《中医经络现代（实验生理学）研究》和《临床经络现象学》等等；证本质研究有“症候群”、“病理过程”、“病理状态”、“病理生理过程”、“标准或准则”、“人体功能态”、“整体体质反应特征”、“异常机能状态”、“机能反应状态”、“定型反应形式”、“概念性的统一体”、“全身性调控反应的综合表现”、“体内各种生物活性物质相互作用的综合行为”、“疾病征象在某时间点上的空间分布”等等说法，涉及指标包括内分泌（包括肾上腺皮质激素、甲状腺激素、前列腺素、性激素、内分泌腺体形态学等等）、血浆环核苷酸、物质能量代谢（ATP、Na 、K 、儿茶酚胺、ATP酶、尿17-DHCS和红细胞酵解率等等），免疫功能（胎儿甲种球蛋白、淋巴细胞转换、玫瑰花环、补体C3、IgM、IgG等等），植物神经功能（体温、脉率、血压、冷加压试验以及某种神经递质及其代谢产物的测定等）等各方面（参见博文“中医基础理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发表于《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3（5）：4）。

看起来，“中医现代化”是一项经过严格论证的系统工程，虽然拿到了多种国家项目的大力支持，也把当年的医学生、青中年中医工作者弄得热血沸腾。但多少年以后，我们这些人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免唏嘘：那么多的项目支持，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和产出相称吗？就科研而言，问题会不会出在源头上，即将“中医理论”作为研究的原点？！

当年“经络研究”的攀登计划，那可是“穷人的上帝”，也是当年攀登计划唯一资助的医学项目，甚至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项目。期望在古代医学里找到“诺贝尔奖”的突破口，但为什么没有出现预期结果？可能让有些人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倾注大量心血，而且提出了那么多的学说，编写了那么多的巨著。但是，真正的科学成就追求的是那一点“真”（客观性），而不在于除此之外的“丰富多彩”，也不在于我们自说自话的“理论成果”。值得反思的是，“经络”、“腧穴”那个神秘而深奥的名词究竟是不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科学概念”？传统的经络循行路线有多少事实依据以及多少臆测成分？我们提出的那些假说是否符合现代科学规范以及具备多少可检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