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点亮未来（1）——“耕作制度改革与农业机械化”

       1976年十年“文革”终结，阳光普照，生机盎然，对于国家与个人都是不俗的一年。1978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引下，拨乱反正，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阳光大道。这年12月25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童大林召开一次关于“北京地区耕作制度座谈会”，缘起于有人投书中央，举报北京市某些领导“强迫命令瞎指挥”。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市科委、北京市农林局、北京市农业科学院负责人，人民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以及农业科研人员共16人。我受命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卜慕华所长指派参加这次座谈会。

      发言内容主要侧重政治语言，如强迫命令、虚夸浮躁等，会场空气从凝重逐至嘲笑。约在11时左右，佟屏亚举手发言：“瞎指挥那些事我不清楚。我只从农业科学研究角度汇报北京地区农业耕作制度改革”。这一句话完全改变了会议气氛！所有人都严肃起来。我介绍了“文革”后期我在北京郊区从事农业种植制度调研、小麦玉米两作套种、推广覆膜技术和玉米育苗移栽的经验和问题。发言刚近半小时，童大林副主任当即指示：“北京耕作制度不是政治问题，是科学问题。请在座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记者发表佟屏亚的文章，并在全国开展一次学术讨论。”

       1979年1月21日，《光明日报》开辟“开展关于耕作制度问题的讨论”专栏，以半版篇幅发表了佟屏亚写的“谈谈耕作制度的改革与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途径”文章。编者按语说：“在讨论中，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指导，调查研究，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 ，写出有科学论据的文章。对于不同意见，可以争论。”随后，全国在农业会议或报刊杂志陆续开展农业技术大讨论近一年之久。在长时期来报刊杂志以发表政论文章为主、突然发表农业科技方面的文章，石破天惊，迅速引起国人的关注！ 

       从这次会议以后，佟屏亚名声大噪，很多人从政治背景感到惊诧或好奇。其时我虽然进入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近20年，但因连年政治运动或去五七干校劳动，还没有评定“职称”，连个“技术员”都不是。我发表这样的文章，都是通过农业实践和调研总结。此次发言可为我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重要转折！随后，我多次受邀在全国或省市召开的农业科技会议上发表演讲，或应邀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

      文章效应频频展现。1980年4月，佟屏亚受聘为北京市人民政府玉米专家顾问团副团长。1981年3月，佟屏亚受聘为国家科技委员会农业专家顾问组成员。1983年5月，佟屏亚受聘为农牧渔业部玉米专家顾问团成员。喜事接踵而至——我获得国家重点研究课题的经费资助。我的农业科研事业从此风声水起，一路高歌前进。

       值得一说的还有一桩特别的喜事：大约是1983年5月，在一次北京市政府召开的有300多人参加的农业会议上，佟屏亚被安排在主席台中央就座，左边是北京市委书记王宪，右边是北京市长陈希同，相互寒暄。记得当时王宪书记说了一句“佟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尽管提出来”！当时我并未在意。若干时间后突然想起：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经常出差或下农村，家中有三个上小学或入托的孩子，夫人远在某中学教书，但当时北京市“限令中学教员调动”。我立即给王宪书记写信求助。时过半月，我夫人接到进入中国农业科学院报到的调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