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进行阐述，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就像人是什么动物一样，有经济人假设、政治人假设等等，在不同的假设之下，人性也就有不同角度的体现。古代的先贤对知识的讨论充满了智慧，发人深省。柏拉图说，一切知识都是回忆。更有人认为，阳光之下没有新鲜事，人有智慧，就有愁烦，增加知识，就增加忧伤。这颇具中国道家所言之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损的意蕴。但同时也有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的乐观主义态度。总之，求知是人类的天性。知识对人而言不论是什么时候，都是有用的，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用处。所以，英国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便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在西方的思想解放和启蒙动运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今日后现代主义学者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则将这句话演变为，没有知识就没有力量，知识不可能不产生力量。从培根的“求真”转成“求实”的知识/权力结构。  但从根本上说，人类而非其他动物所特有的“知识”本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

人类所具有的“知识”属于“魔力”。在远古时代，任何特别的知识都是神圣的智慧，深奥莫测，魔力无穷，世界万物之所以井然有序，生命之所以得以繁衍，人类之所以获救，都与宇宙秩序直接有关。而获得这类知识也就是说关于宇宙秩序的知识才是最有力的保证。比如说，初民用天然颜料和着油脂在其穴居的洞窟的壁上或顶上的绘出各种野兽的图案。在我看来，这便是“原始”的“知识魔力“的具体体现。但也有人，如德国哲学家谢林（Friedrich W. J. von Schelling, 1775-1854），则认为这是史前人的神话虚构的一种表现方式。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史前人的生存条件之恶劣，哪里有“闲功夫”和时间去从事“虚构”？为了保种求存必须干“实”事。怎么干呢？首先是“实实在在”地干，如采集、打猎、捕鱼等，这种求生存的本领与其他动物没有什么区别。而后来的另一种在我看来便不那么“实在”了，或者说是“虚虚实实”的了。而在洞穴壁上做“画”便是这种“虚”的方面，那么“画”之做的过程则又是“实”的，所以我说是“虚虚实实”的。这种史前人的“画”是人类生活的必需，是认识世界的必然的方式。在原始人那里，神话不是虚构，而是实际生活，是他们与这个世界交往的一种方式。但是，人类的文化形式的某些重要特点也就从此保存了下来，不仅宗教、艺术更是从神话方式发展出来的。艺术与原始神话思维方式仍有一个最本质的区别：神话是实际的世界，艺术则是意象的世界，前者是“实”、后者是“虚”。

那么其目的又是什么呢？是以“虚“控“实”。把猎物画出来在原始人那里，就“等于”把它给“捉住”了。在壁上作画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是史前人的“生存”方式。把野兽画下来，就等于认识到了它了，有了认识就等于对野兽的习性有了了解，这便是知识，而这种生存的知识就能帮助人把野兽“活生生”地捉住。所以这种最为原始的“活动”具有绝对的“存在论”意义，虽然不如“动物性”的“生存”那么“实实在在”，但这恰恰也是人不同于动物的一面。人类有许多方面不如其他动物，但人终于能够“控制”动物，进一步逐渐“控制”了这个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驾驭者”或“统治者”这便是cybernetics（控制论）一词希腊语的本义。那么，“驾驭”的关键不在于“实”，而在于“虚”的一面。

在数万年之前，人类是否能“说话”（现代意义下的语言），我们无从知道，但人类能“作画”却有确凿的证据。它是人类存在的方式，以这种存在方式生存的人便是有“智力”或“智慧”的表现，人从此与动物区别开来了。虽然这种史前人的智慧在今天看来可能是粗糙的，原始的，但却是最基本的和始源性的。以后的一切都源于这个“根”。

人类的“智力”活动今天终于能够“控制”住二亿公里以外的火星机器人。不仅可以见到火星机器人的“登星”，而且可能通过电脑对其一切行动进行“操作”和“控制”。都是在我们的电脑上完成的。那么，这种“虚”（virtual）以控“实”（reality）的技术依然是体现着人类这种“虚”的本领，这与原始人第一次在洞穴壁上作画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原始人把野兽画下来就真等于捉住它了吗？没有。但野兽是否真的被认识到了？是的。人“亲自”登上火星上了吗？没有。但是火星是否“到达”了呢？我们说，“果真”到了。因为“到达”火星的方法被我们掌握了，因而火星也就被“控制”了，至少说，有一部分被“控制”了。而其他动物呢？尽管有这样或那样人所没有的“本能”，但却根本没有人这种动物的这个“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