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

在我们求学过程中，曾经有过多少教师给予指点关爱，引导我们追求知识，追求真理，解答我们心中的困惑与疑问，激励我们探索自然奥秘与社会规律，成为我们终身难忘的良师益友。两位陈老师，一位中学的，一位大学的，当年对我有“点而化之”的意义。为了避免混淆，姑且称他们为，“中学陈”、 “大学陈”。

先说“中学陈”。我在南京十中（现金陵中学）读中学的时期，虽有一度是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短暂时期，真正可以冠以“学习”的时光并不多。老师中 ，很多都是照本宣科，不是埋头念镐子，就是抬头背笔记。听这些老师演课，如同嚼蜡，寡味无趣。终于有一天，在沉闷无比的政治课堂上，撞进一个与众不同的老师。“中学陈”在讲台上激情澎湃、大气磅礴，滔滔不绝，启人心智，稳居于雅和智的制高点上，让我们引颈聆听。“中学陈”，中等个子，仪表堂堂，儒雅、沉静、微笑、睿智，可以用器宇轩昂来形容，他是江苏师范学院63年毕业的大学生。

印象最深的是“中学陈”讲解计划经济的特征：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可以明显看出，他花了很大的心思备课，充分、丰富，不仅有翔实的数据，还有丰富的图表，更是以计划经济最高光的时期—-苏联的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充分展现了计划经济的优越性。鲜明的对比，一边是美国经济危机的大萧条时代，一边是苏联的社会主义迅速地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无论在历史事实上，还是现实逻辑上，全方位论证了计划经济是一种最理想、最优越的经济形态。他的笑容富有感染力，让在堂的学生的思维进入他的逻辑圈子；他的语气不急不缓，不故意弄得抑扬顿挫，却又能抓住我们的心。听他上课是一场精神享受。几次课下来，大家都被吸引了，征服了，我们这些懵懂无知的青年学生倾服得五体投地，开始笃信计划经济是人类最好的经济体制，根本就没有丝毫地怀疑它有什么不真实的地方。

记得，有一次，“中学陈”在课堂上提问：革命根据地为什么在国民党重重围困下能够建立起来？“中学陈”环顾整个课堂，问了一圈无人回答，只好点名将我拎出来。我自以为经过多年修炼早已超越了一般中学生层次，整天思绪腾云驾雾胡乱飞翔。我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两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做了简单的拼凑与复述，讲了整整半节课。然而，“中学陈”丝毫没有表现出赞许，而是进一步追问“如何用哲学原理解释这种现象？我被猛击得当头一棒，无言以对，不知从何下手。“中学陈”这才缓缓地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性原理”给予来很合理的说明 ：“毛泽东同志把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和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首先获得胜利的理论， 创造性地运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创立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 为农村包围城市和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南京工学院读研究生时，参加过南京第一家由青年大学毕业生创办的星期日技术服务公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我的发言较多，引起了新华社驻江苏记者站牟维旭的兴趣。会后，他专程登门拜访，到我家做实地采访，我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将谈话整理成一篇内参递交上去，获得了很好的的社会影响。后来，我自己将答记者问的谈话要点，整理修改成一篇学术论文，以《民办智力开发公司为什么能够存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6年第11期，第39-40）为题公开发表，成为我研究生时期第一篇期刊论文，用的就是当年“中学陈”课堂上教授的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性原理”的方法来阐述的。

再说“大学陈”。大学我读的是南京航空学院（现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工程系。记得在大学二年级《政治经济学》的课堂上，我一直忙于做《电工原理》的习题，被“大学陈”发现“拎”出来回答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问题对我而言当然是“小菜一碟”，立即鹦鹉学舌地按照斯大林学说，揭示了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性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云云。

不过，这一次却触发我想起另外一个问题。我手上的《电工原理》教材中关于电流的正弦波形图，却清楚地告诉我们，波峰与波谷都是必然周期性的出现。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中的“低谷”即危机阶段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直接合乎逻辑的就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波动中的“高峰” 即繁荣阶段也应该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正是因为经济危机的存在，资本主义在对外侵略与对内转嫁等手段都失效之后，开始寻求通过创新活动摆脱经济危机，使处于低谷的经济（危机阶段）上升到经济的高峰（繁荣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创新的历史使命。

不过我还是没有胆量在课堂上说出，只是在下课后等到同学们都散去，我才“斗胆”向“大学陈”和盘托出，当时把“大学陈”也吓得不轻。一则是在那个时代是十分“忌讳”问题，二则他也根本没有想到一个工科大学生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一再嘱咐我决不要去想这个“反动”的问题。我想，他自己除了课本上的教条之外，似乎从未思考过其他经济学的现实问题或理论问题。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可悲的老师，大概永远没有办法弄懂这些。

学校毕业后，我与两位陈老师还有过一些直接与间接的接触。

2000年前后，我在东南大学人事处办理出国手续，师资科的负责人，估计以前听过我的课，请我帮忙救场，让我当场评阅，因为对方学校评定职称催的比较急。我花了两个小时，给几份材料写了评阅意见。最可悲的是，其中就有这位教政治经济学的老师，申请副教授。他提供的评审论文，那是空洞，教条，言之无物，只是重复教科书上的教条。再怎么说，他也是“大学陈”，我怎么也要“拉兄弟一把”。但是，我要说他好，学术良心也说不去。最后想了很长时间，终于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还是写了比较积极的评语：作者一直紧跟时代，在主流意识形态上下了较大的功夫，比较努力。考虑到作者从事本专业教学多年，年龄偏大且接近退休，应给予宽容对待。后来在江苏省高等院校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学科组，评委们看到我的评阅书，都认为不能用现在有博士学位的中青年老师的标准要求老同志，考虑到老同多年辛勤劳动的历史因素，顺利通过了他的副教授申请。由于我是那一届江苏省高校教师高级职称评审学科组长，最后在批准书上是我签的名。

最近一次见到“中学陈”是在2010年。“中学陈”后来掉入南京晓庄学院任政教系主任，教授。晓庄学院人文学院书记姚教授邀请我到他们学校参观一下。终于在阔别30多年再次见到“中学陈”。见面后，“中学陈”滔滔不绝介绍他近年来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他研究的比较深入，有很多收获，也比较全面。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不能理解，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者不敢正视杜威的影响与主要作用。或许他们缺乏从西方哲学尤其是实用主义的角度，溯源于分析陶行知教育思想，未能抓住思想根源与底层逻辑；特别是工业革命时代，技术意识与能动的改变世界观念的兴起，未能发掘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时代意义。

我发现，我与“中学陈”已经很难有共同语言沟通交流了，我在现代科学的熏陶下，经过科学理性的严格训练，选择的是疑的道路, “中学陈”则是信的道路。疑,就不轻易被情感的冲动所裹挟,在静静地思考里看人看事;信,就卷入时代的大潮里,去殉道于自己的理想世界。我们的分歧渐渐沉淀下来后,是一种文化性格与时代的痕迹。因为“道不同,只能不相为谋了”,也就是说与他们分手了。不过，我没有当面说出来，尊师还是必须的。

又过了十多年，看到“中学陈”以80多岁高龄，还在积极从事特别教育的研究与推广，奔波在城乡将心血写在祖国大地上，还是很受感动的。相比之下，比他小10多岁的我，早已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金盆洗手，安度晚年，难免羞愧难当、悔恨不已。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过这样一些老师。我们是相互学习、相互创造。但终究只是一段时间的向相平行，以后就渐行渐远了。我经常庆幸在人生路上曾经遇到了像“中学陈”与“大学陈”这样的老师。他们是时代思想潮流的“标志物”，我们远离了，走远了，失散了，回望一下他们，可以重新校正自己的坐标方位，调整我们自己的演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