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 美 杂 忆

              张庆营

 

（二十六）古董之谜

   

我来美国以后，就很想抽空到一些著名的地方去游览，尤其是特别想到纽约去看一看。可是因为研究工作紧张，一直脱不开身，我希望能尽快出成果，这样，合作起来就会更加顺利，更加愉快。所以，在开头几个月的时间内，我除了因为堂妹夫的学校有便车到华盛顿，才去那里玩了一天以外，没有到别的城市或名胜地区去玩过。一直紧张地在做研究。

 

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将原子核理论的一种玻色子映射向前推进，理论推导十分繁复。权威人士作过研究，他们认为，再向前推进一步，就不可能有解了。我们用的是另一种映射方法，想突破它。能不能突破，事先是没有底的，只有把理论关系式推导到最后了，才能知道是不是有解。如果没有解，那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不会有任何价值了，等于是白干。到了年底，我花了大量精力推导的理论关系式，到了最后关头，最后得到了一个差分方程，只要把这个差分方程的解找出来了，就会得到我们想要的解。凭直觉，这个差分方程会有解。

 

克莱茵教授知道了我得出了理论所希望的方程以后，十分兴奋，我们都高高兴兴地立即对理论进行讨论，并且想尽快把差分方程解出来。在讨论进行的中间，在我的头脑里突然闪现出一个灵感，觉得这个方程可以用一种方法解出来。到现在，我还觉得奇怪，为什么当时头脑里会突然冒出这样的灵感。是否能用灵感所暗示的方法解得出，当然要具体算一算，才会知道，还不敢说一定就行。其次，我也想解出来后，给克莱茵教授一个惊喜，所以当时我没有说出来。回到宿舍里，吃罢晚饭，就立即开始冥思苦想，想了晚上，果然得到了我们所希望的解。

 

第二天，我将得到的结果告诉克莱茵教授时，他显得特别高兴。不几天，我们合作的论文就写出来了，寄给美国出版的国际权威学术刊物《数学物理杂志》编辑部。才十多天，就收到回信，通知我们同意发表，而且对论文评价很高。克莱茵教授说，这是他收到答复最快的一篇论文了，所以我们都特别高兴。克莱茵教授猜测，评审这篇论文的人中，一定有一个人是国际权威莫新斯基（M.Moshinsky）教授，就是他和一些人认为不可能有更高一级的解的，因为我们的研究表明，有更高一级的解，所以，他们很快就审查通过了我们是论文。这是我们合作所写的第一篇论文，也是我们所发表的几篇合作的论文中，水平最高的一篇论文。发表以后，曾被多次引用过。回国以后，我继续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又得到了新的结果，还因为后来这方面的工作得过奖。

 

我来美国不到半年的时间，研究工作就取得了这样大的成果，自然心情十分愉快，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我觉得，我可以抽出一点周末的时间，到我向往已久的纽约去看一看了。

 

我来美国第二年的元月中旬，在风和日丽的一天，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向纽约出发了。从费城到纽约，可坐长途汽车或火车，都需要20多美元，更便宜的方法是坐郊区的列车，只需14美元，后来又涨到17美元。前面讲过，费城公交系统工人为了增加工资和福利待遇举行大罢工，并获得胜利，可能是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而涨价的。坐公交系统的郊区列车去纽约，首先要从费城坐车到新泽西州的首府倩顿（Trenton,常译作特伦顿，这个译名和美国当地人的读音相差很远。我的这个译名更接近美国人的读音）。在车站只需等候几分钟，至多等候十来分钟，就能坐上从纽约来的郊区列车到纽约。

 

在车站上车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年轻的帅哥，和一个戴着帽子，穿着时髦的年轻漂亮女孩子，手挽着手，一起上车，仔细一看，女孩子是一个盲人，这个男孩子对盲女照顾得很周到，仔细扶她上车后，找了一个合适的座位，两个人就旁若无人地喁喁私语起来。我心里想，盲女有这样一位悉心照料她的好丈夫，真幸福。后来才发现，我的判断有问题。第二次、第三次去纽约的时候，又遇见了这个盲女，每次扶她一起上车的，却换了另外的男青年。原来是这些男青年都不是盲女的亲友，他们都是在帮助素昧平生的盲女上车找座位。后来我还多次遇到过和这相类似的事情，这种种现象，使我常常感受到美国人除了大方、热情、豪爽之外，还十分乐于助人，有些事情还让我大感意外，使我万分感动，这在以后还会谈到。

 

我到倩顿后，并未直接去纽约，而是打电话给住在倩顿附近的李桂珍教授，请她开车来接我。原来，我来美国不久，参加了一次学术会议，德立索大学（又译作“德雷克塞尔大学”）物理系的李桂珍教授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也许她看到我们是新来的陌生人，衣着又不合美国的潮流，就猜到我们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吧。我们于是就随便攀谈起来，很快就成了熟人了。在海外，华人见到从祖国来的人，就像见到亲人一样，特别亲切，“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很容易成为朋友。李桂珍教授当时年约50多岁，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赴比利时留学，获博士学位，和比利时人结了婚。现在，她的先生（名字忘记了）在美国一家公司里当经理。她每天从家里驱车到费城去上课。她和我见了几次面，每次她都十分热情地邀请我到她家里住上一两天，谈一谈，玩一玩，可是，我却因为一直工作忙，未能朋友之谊，分身前往。她的盛情难却，我现在有点空了，借这次到纽约之便，顺便到她家里去玩一玩，又了却这个人情债。

 

李桂珍教授只有一个独生儿子，我见到他的时候，还在读高中。这个混血儿更像欧洲人，黄种人的成份似乎少一些。他们父子俩都不会讲汉语，我们只能用英语交谈。

 

首先，他们带我参观他们的房子。他们的房屋和千千万万的美国家庭一样，住的是独门独户别墅式的普通民居。只是有一间房子很不一样，是用红砖砌就的，砌的墙不是十分整齐，和整体房屋的形状不十分协调，好像向外凸出一块肿瘤似的的。他们说，这是男主人利用节假日自己一砖一砖砌出来的，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才砌成。这间房子就用作厨房，原来的厨房就变成了住房了。这间附加的房间虽然使整座房屋的外形变得不太好看，但却很实用。我问道：“为什么不请人来砌呢？”他们说：“在美国，工钱很贵，为了省点钱，就只好自己来动手砌屋子。”在美国，自己动手造屋子的人不少。他们先请建筑公司来打好地基，然后自己到市场上买木料，木料的大小、长短和形状，都是配好了的，自己作点简单的加工，然后按现成的图纸用螺丝和螺杆搭建起来，就好像小孩子搭积木一样，再装上水管、电线和电视信号线等，最后自己在木板墙上漆上油漆，这栋屋子就建成了。自己建的屋子，要比买现成的屋子大约省三分之一的钱。像他们这样的教授和经理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应该是经济条件不错的，为了省钱，也还是要自己亲自动手砌房子。

 

我到他们家的时候，头戴哥萨克式的翻毛羊皮帽子，帽顶为赭色羊皮，中间缝上一只扣子。周边羊毛是雪白的，上面散布着大小不等的黑点，十分好看。戴上这顶帽子，人也显得特别精神。李教授的先生说：“你的帽子很漂亮。”我说：“我的这顶帽子还有一个故事呢。有一天，我戴着这顶帽子，走在费城的大街上，后面有一个年青人跟着我走了好一段路，忽然对我说：“你的帽子很好看。”我没有听清楚他说的话，就回过头来对他说：“对不起，我没有听清。”他又大声说：“我说，你的帽子很漂亮！”我说：“谢谢！”

 

李教授的先生说：“我也有一顶很新颖的帽子，它的来历有一个故事。前些时候，赫鲁晓夫来美国访问时，戴着一顶美国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形状奇特的帽子，大家都觉得很新鲜，很好看，很快就在美国流行开来了。大家都不知道这种帽子原来叫什么名字，就起了一个专有的名字，叫做‘赫鲁晓夫帽’。”说完这句话，他立即走进房间里，拿出一顶有点像船形的黑色毡帽，举起来在空中扬一扬，然后戴在头上，哈哈大笑说：“这就是赫鲁晓夫帽！”看到他的滑稽高兴劲儿，我们都被他逗乐了，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就这样，一下子消除了隔阂，素昧平生的我们，现在却像老相识一样，无拘无束地说说笑笑，愉快地聊了好一阵子。

 

美国人喜欢新鲜事物，喜欢有个性，我的帽子本来就很好看，而且美国人也没有见过这种式样的帽子，所以他们觉得很漂亮，很喜欢。我戴的眼镜是眉镜，周围是金红色的金属边，两个镜片上面和两边的挂钩的装饰，都是用赭色有花的人工仿造的玳瑁，既好看又显得很有品位，在美国，我还没有看见有第二个人戴这种眼镜。因为我的镜片，比当时美国流行的镜片要小些，所以，不可能有第二个美国人会戴这种眼镜。他们觉得我的眼镜很美观，很新鲜，自然很喜欢。美国虽然经常流行某种式样的服饰，但是，他们更重视有个性的东西，有的人如果看见有别人穿的衣服和自己的一模一样，他们就不再穿这件衣服了。

 

美国人崇尚个人主义。他们的个人主义和我们所说的很不相同。我们所理解的个人主义，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只顾自己，不管别人，不关心周围的事物，不关心国家大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美国人所理解的个人主义，是自由、平等、自治自律，发展个性。他们追求自由平等，却不能损害他人的自由平等。以自己个人的努力，追求个人的幸福，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并由此，社会也会得到好处。人们对社会和国家，有一种自愿的天然的契约关系，民主就是这种契约关系的体现。所以，我们所理解的个人主义，和西方的个人主义有所不同。事实上，西方所理解的个人主义，是价值观和伦理观。一般来说，他们喜欢有个性的东西，而不喜欢一般化。

 

陈独秀在早期就指出过，中国的“三纲五常”是十分落后的伦理道德观。西方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是“个人本位主义”，比中国几千年来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的“家族本位主义”进步，两者各成体系，水火不相容。要使中国的社会、政治、法律和道德从黑暗走出光明，就必须用“个人本位主义”来攻破 “家族本位主义”。

 

聊完了帽子的故事，男主人又从房间里拿出一个铜钵子，问我是不是知道这是什么物件？李教授说：“这是一位90岁的邻居老太婆送给我们的。她无儿无女，90岁了，还要自己开车到附近的超级市场去买生活必需品。因为年纪太大了，她不敢开车上高速公路，也不敢开快了，开得慢慢的。我们觉得这位老太婆孤苦伶仃，很同情她，时时对她多有关照。前不久，这位老太婆自己觉得年纪太大了，怕生病无人照顾，就搬到养老院去了。临别时，老太太送给我们一个礼物，是一个铜钵子。她这样郑重其事地送给我们，应该是很值钱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认识这是什么物品，请你看一看，这是什么东西，究竟值不值钱？”我拿来一看，这个铜钵子其实就是铜罄，被擦拭得闪闪发光，细看底部，铸有“宣德”两字。我明白了，这是明朝宣德年间（1426-1435）的古董。我对他们说：“这是明朝宣德年间所铸造的铜罄，和尚、尼姑在念经或做法事时，常常敲击铜罄。这是一个有五百多年历史的老古董。”他们听了很高兴，说：“这个铜罄应该是很值钱了。”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把它擦得这么光亮呢？”他们说：“刚拿来的时候，看到这个铜罄尽是厚厚的铜锈，太邋遢了，太难看了，所以把它擦干净了。”我说：“你们这样一擦，就搞糟了，一擦就不值钱了。有厚厚的铜锈，才能判断它是真正的老古董，擦干净了，人家就会认为是假古董，不值钱的。”他们又问：“如果没有擦它，能值多少钱呢？”我说：“在国际市场上，像这样有五百多年历史的老古董，是很值钱的。如果你们拿到纽约去拍卖，我想，至少能卖上几万美元，也许能卖上十几万美元，甚至更多。古董只能保持原样，古色古香，才值钱。你你们把它擦得干干净净，像个新铸的铜器皿，根本看不出是个古董，虽然上面铸有“宣德”两字，人家会说是假古董呢。现在只能当作普普通通的铜钵子用了，值不了多少钱。”他们听了，懊悔不已。我想，流散在国外民间的中国古董，由于不懂如何保养，肯定有不少古董的遭遇和这个宣德铜罄一样被损坏了，多么可惜啊！

 

同样一件古董，在美国的市场上的价格，比在我国市场上的价格要高出很多。我在美国时，听人说，我国清朝的龙邮票，存世量较少的，在纽约的古董市场上，至少能卖两万美元。所以，明朝宣德铜罄，价值几万美元或更高，是有可能的。我小时候在家乡读书时，我和我的大弟弟有一段时间爱好集邮，我们收藏有好几枚清朝的龙邮票和其他各种邮票，虽然清朝的邮票当时还是比较少见，而且龙邮票比其他邮票值钱，但是要搞到它还不太困难。当时年纪轻，没有当收藏家的思想，没有作长期收藏的打算，不觉得这些龙票有什么特别贵重，更没有预见到以后会迅速升值，以至成了珍品。后来由于求学和工作的关系，远离故土，走南闯北，时局变迁，人事沧桑，所收集的邮票没有好好保存，早已不知去向。

 

清朝的“大龙邮票”，存世量都不多，一般的能卖到几百元到几千元一枚。成套的，很值钱，可值若干万元人民币。存世量少的，非常值钱。如果是孤品，就特别珍贵。1991年，一枚孤品清朝龙邮票，在英国苏富比公司拍卖，最终拍出的成交价，竟然达到47.4万英镑的天价。我小时候收藏了不少清朝的龙邮票，我的一些龙邮票，在美国当今肯定不止值两万美元了，如果保存到现在，我就成了百万富翁了。

 

过去帝国主义列强大肆掠夺我国的文物，历代走私到国外的文物不计其数，不但在很多国家的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有大量我国的古董和古籍，流落在国外民间的古董应该还有很多，这个古董铜罄的故事就是一个例证。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分散于世界各地的200多家博物馆，收藏了中国160多万件流失的绝世珍品，民间的收藏预计是馆藏的10倍。据有我国关方面和一些专家的统计，目前查录到的中国仅流失海外的历代名画就达两万三千件之多。日本侵华期间，流失文物360多万件又1870箱。大英博物馆中的中国历代珍稀之品现有3万多件，法国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馆，收藏了中国文物3万多件。敦煌遗书国内只有2万件，仅占全部遗书的3成。在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就有约1万3千片。可见流失在海外的中国绝世珍品的数量是多么惊人！

 

圆明园西洋楼的的猴头铜像，是十二生肖像中的一个，在2004年，就以一千多万元的拍卖价，从外国收藏者中购回的。更为贵重的乾隆大阅兵的巨幅画卷，目前仍然为外国的私人收藏家所珍藏。很多外国知识分子就很喜欢我国的古董。克莱茵教授不就是很喜欢我国的书画和古董吗。他们认为把这些东西在自己的房间和客厅里摆出来，会提高自己的品位，提高主人的身价。

我不知道李桂珍教授多次热情地邀请我到她家里作客，是不是有意想请我为他们鉴定古董的动机在里边。我为他们鉴定完这个宝物，却令他们失望了。

 

我问李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就在你们家附近，你们去爱因斯坦故居参观过吗？他们说，没有去看过，也搞不清爱因斯坦的故居在什么地方。他们把这一带的地图拿出来看，地图上一处赫然有一行字，映入我们的眼帘：爱因斯坦故居。他们说，听说爱因斯坦的房子已经给了他的妹妹，是私人的房屋，不能进去参观，一栋普通的民房，没有什么可看的。他们离爱因斯坦故居这么近，也不想去看一看。我觉得，虽然是一栋普通的民房，毕竟是爱因斯坦住过的房子，了解他的生活环境，睹物思人，缅怀爱因斯坦的伟大贡献和不计名利的高尚人格，看一看还是很有意义的。

 

我回国后，继续和李桂珍教授有联系。几年后，她回国来探访过亲友，到过北京。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李教授开车送我到附近的车站，我就直奔纽约而去了。

 

一会儿，列车就要到纽约了，远远看去，模模糊糊地能看见纽约的一大群高层建筑物了，标志性建筑物——世界贸易中心和帝国大厦，也开始显露了出来。随着列车逐渐接近纽约，这些高楼大厦也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我的心情也开始激动起来了。我小的时候，知道纽约是世界第一大港和第一大城市，人口众多，非常繁华，我幻想有一天能去看一看，开开眼界，就心满意足了。没有想到，我小时候想到纽约看看的梦想，居然很快就要实现了，我觉得似乎在做梦，心情开始激动起来。很快，列车驶近了哈得逊河，穿过隧道，到达了纽约曼哈顿的终点站——宾夕凡尼亚车站。

 

纽约的宾夕凡尼亚车站是纽约的中心车站，每天进出的旅客有75万人次之多，是全美国最大的火车站。我原来以为这个车站一定十分宽敞明亮，可是，当我从月台的简陋的梯子走上去，经过一道门再进入一条走廊的时候，才发现这个车站竟然十分简陋，一条条走廊狭小而又低矮，使人感到窒息。它不像一个大车站，更像一座大车库。原来的宾夕凡尼亚车站并非一座高楼大厦，而是一幢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宽敞明亮的建筑物，可是，它只存在了大约半个世纪，二战后不久，就出于商业目的，被彻底拆除了，在它的废墟上重新建造了一座高楼，高楼的底层就是火车站。有一些学者指出，原来的老火车站是重要的文物，比现在的高楼好看得多，能反映当年的建筑风格，很有纪念意义，不应该为了商业的利益拆除重建，现在已不可复原了，十分可惜。

 

前几年，长沙在大力拓宽街道，中山亭面临拆不拆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山亭只有几十年的历史，没有什么文物价值，而且太矮了，跟周围的高楼大厦和宽阔的马路不匹配，应该拆掉。另有一部分有识之士却反对拆掉，他们认为中山亭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历史文物，应该保留。最后还是决定不拆，保留下来了，还建了一个圆形广场来保护它。这个决定是十分正确的。现在的中山亭及其周围的建筑物，显得十分美观，是长沙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很有纪念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纪念价值会越来越大。这是真正的古董。现在重建的复古的太平街，不管时间多长，仍然是假古董。现在，长沙还搞了其他的复古街区。我就曾经参观过靖港古镇，这里的古建筑很少，绝大部分都人仿古建筑，目的是想打造成一个长沙文化名城。尊重文化传统，当然是好现象，更重要的是不要因为经济上的驱动，把应该大力保留的历史印记给毁坏了。

 

走出低矮的纽约中心车站走廊，东弯西拐，来到一个圆形的大厅，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这里有一个个书报摊，我在书报摊上买了一张纽约地图，然后从圆形的大厅走上台阶，步出车站，到了麦迪逊广场。广场外的街道上，在两边都是高楼大厦的丛林中，一眼就看到了不远处的高耸入云的帝国大厦。我心里头想，终于到了向往已久的纽约了，这个时候，心情倒平静下来了，没有刚才在列车上望见纽约时那样的激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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