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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杂忆（十二）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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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美 杂 忆
张庆营
（十二）因材施教
美国的大学有一学年两学期制的，有一学年四学期制的。斯坦福大学是一学年四学期制。宾大是一学年两学期制，分秋季学期和春季学期。暑假从5月中旬开始，到8月底结束，长达3个多月，叫做夏季学期，所以也可以说一年有三个学期，主要课程放在春秋两个学期。夏季学期又分为两个小学期，授课的教师都是自愿的，学生想选修什么课，都是由自己决定。除了大学的课程以外，还安排有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指导课等，有些类似于我国的暑期班，但比我国的暑期班正规得多。夏季学期还有中学生的课程和预科班。高中生必须成绩优秀，同时要提交作业本和文章，或其他能体现自己的聪明才智的东西，包括社会活动，小发明等，经过教师推荐，大学审查，才能进暑期预科班，可以使成绩优秀的高中生能在入大学之前打下更好的基础和拓宽知识面，从而在今后的学习中脱颖而出，成长为出类拔萃的人材。他们的这种做法，很符合孔夫子的“因材施教”的原则。
我国在前些年，有不少大学纷纷办起了“少年班”，形成一股“少年班”热，还办了大量的“贵族学校”。多年来，从少年班出来的人，有的确实表现不凡，可是还没有看到出现国人热切盼望的得过诺贝尔奖、菲尔士奖等等国际大奖的大师级人物，也没有培养出所希望的更多顶级拔尖人才，效果不十分理想。花了很大力气办“少年班”和“贵族学校”，没有当初那么被人们看好了，不久又纷纷下马，现在所剩无几了。
遥想当年, 有一位某大学少年班年龄很小的学生，传媒多次报道过，赞誉之声不绝于耳，几乎被捧到天上去了。当时湖大有不少急于望子成龙的家长，立即起而效之，拼命向子女增加课外作业，小学生要学中学的课，中学生要学微积分，等等。可是天不从人愿，“揠苗助长”，“欲速则不达”。可怜小孩子不堪重负，反而产生厌学情绪。在我们学校里，有一家的小孩子就在母亲的严厉灌输下，不堪重压，导致大脑混乱，无法上学读书了。他在家里无人照管，母亲在上班时只好带着儿子，儿子就在大楼外面东游西荡。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自己的小孩苦不堪言，效果不佳，又看到一些小孩变成这样，家长们只得放弃这种填鸭式的教法，又纷纷打退堂鼓了。
据媒体报道，上述那个小小少年大学毕业后，做了研究生，以后又到美国留学。他自恃年少才高，目中无人，连导师都不放在眼里，合不来，于是转学又转学，总是和导师发生冲突，其中有一位是诺贝尔奖得主。导师对他的傲气无法容忍，他年少气盛，背后对导师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当时出现了轰动一时的一位中国留学生枪杀导师和校系领导的事件，他被怀疑为潜在的危险。有关方面决定让他回国。他在美国留学时间之长，几乎可以读两次大学了，还没有拿到一个学位又打道回府了。他的家长当时还说要送他回美国读书，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美国一定会拒签，只有他的家长还蒙在鼓里，果然不能再回美国去了，他留在国内读了博士。据说他结婚后在爱人的帮助下好多了，后来又听说，他们还是离婚了。另有一位少年班学生背上了“神童”的包袱，终于承受不了重压，出家当和尚去了。此类事情还有一些。有的人以少年班出了两个高级商人和一个名牌大学教授为例，说明少年班还是取得了成绩的。这有说服力吗？其他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材，比他们成就大的人多的是。
设立少年班的初衷，是想将那些才华出众的少年及早培养成栋梁之才，本意是好的，可是宣传得太过分了，做法欠妥，副作用不小，现在似乎不怎么吃香了，很难再看见这方面的报道了。此事值得好好反思。少年班的小孩子们不谙世事，脱离正常社会，背上“神童”的包袱，自以为是“超天才”，高人一等，飘飘然，看别人不起，还没有成才，就被“捧杀”了，十分可惜，“有意栽花花不发”。我看，倒不如美国的大学为中学生开设一些课程和预科班，及时得到良师教导，更加符合“因材施教”的原则。同时，美国灵活的招生、选课和选专业的制度，也为才华出众的年青人提供了很好的深造机会。
宋朝大文豪王安石讲过一个神童的故事，他在《伤仲永》一文中说，方仲永5岁就能写诗，“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他的父亲不去好好培养很有才华的神童儿子，不珍惜他的前途，却利用他来当作摇钱树，不到20岁，就变得和普通人一样, 完全没有幼年时的才气了。可见即使是了不起的天才，没有正确的引导，不接受良好的教育，也无法成才。历史上确有一些终成大器的神童，原因是他们的家长引导得法。所以，应该把“神童”放到正常的社会环境中，给予正确的引导，端正心态，告诉他们，即使是天才，也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努力学习，才有可能成大器。
我问过一个在美国读书的华人高中生，他当时正在复习功课。他说：“我正在准备高考，只有数学和英语两门是必考的，其他各门由自己选择”。我问他紧张不紧张？他说：“紧张”。在美国，高中经常有高考，招生的学校只考虑历次考试的最好成绩，不像我国的一考定终身。而且学校里没有我国的考前辅导班，搞题海战术，模拟试题，猜题等等。考前是否准备，如何准备，完全由学生自己决定。所以，美国中学生高考的压力没有我国的中学生大，不影响正常上课。他们在考试前的紧张，就像平时考试那样的紧张，不像我国高考那样的一次就决定一生命运的高度紧张。像“托福”和“GRE”等的考试一样，主持高考的是民间非营利权威组织ETS（教育考试服务 Education Testing Service），不是官方教育部门。大学招生，不但要看考试成绩，也要看中学时期的成绩，还参考其他方面的才能，参加社会活动情况和学校排名等，进行通盘考虑。而不是以考试成绩排序，从高分到低分顺序录取，一分定乾坤。考试成绩很好的学生，某些方面不合要求的，也有可能拒之门外；有特殊才能或有某些优点的学生，即使成绩达不到要求，也有可能被录取。肯尼迪的成绩达不到哈佛大学的入学标准，但是他有演说的天赋，就把他录取了。但是，考分高的学生，录取的机会也大些。他们不拘一格选人材，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国以前也有不少有名的伯乐。熊庆来把显示出有数学才能的初中生华罗庚破格调入清华大学。吴大猷破格把正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的李政道，作为国家重点培养的人材，推荐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当时物理专业获得推荐的只有两个人。李政道说，虽然他受教于吴大猷门下只有一年两个月的时间，却是一生中受益最大的时期。这些都是有名的例子。现在我国有的学校也开始尝试录取高考成绩达不到要求，但有某些特长或优点的中学生入学、旁听了。2003年，我国教育部规定22所高校有5%的自主招生名额。
文革期间，解放以来的教育工作被彻底否定，17年都是贯彻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黑线专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高校的招生制度自然也是全都错了。当时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口号：“大学大学，大家都来学”。只要“政治思想好，路线觉悟高”，交白卷也可以优先录取。一时间，以张铁生为代表的白卷考生出尽了风头。当时要求招收有两年实践经验的青年，而不招收应届毕业生。有一部批判教师讲授“马尾巴的功能”而广为人知的、名为“决裂”的电影这样宣扬：招生的唯一标准是，看谁的手上硬茧厚，谁就有资格进农业大学读书。真是荒唐年代的荒唐事。我有一个学生，给我的印象很深，她只有小学水平，据说是通过走后门进来的。老师讲的课，她能听懂的不多，后来也毕业了。毕业后，又分到了很好的单位，真是神通广大。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大家都来学，招收的学生也只是成份好的青年人中的一小部分人而已，有些还有一定的背景。所谓成份好，也只是按当时的情况而言，当时有很多好人受到冲击，被打成坏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坏（人）、右（派）、资（本家）、黑（帮，包括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叛徒”、“内奸”、“工贼”等），等等。当时走后门成风，群众意见很大，校领导传达来自最上级的指示说：从后门进来的人，不一定是坏人；从前门进来的人，不一定是好人。虽然这个指示中没有讲走后门对不对，事实上帮了走后门的人的忙，有意见的人也不好发牢骚了。
当时提出“工农兵学生上管改”的口号，也就是工农兵要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教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成了被管制和改造的对象，动辄得咎，老挨批判，学术研究基本上陷于停滞状态，基础研究被视为严重脱离实际，更受到严历打击。这样的极左路线，只会使大学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大大下降，达不到大量培养高级人材的目的，致使文革以后，长期出现人材断层。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严重摧残了高等教育，事实证明根本行不通。邓小平复出以后，1977年立即恢复高考，并采取一系列的整顿措施，恢复了正常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秩序，高等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高校也重新焕发了生机。
往事已随流水去，校园今又笑春风。
我曾经问过一位中学毕业生看过哪些课外读物？她是成绩拔尖免试保送进大学的优秀生。她回答说：学校里的课多，做作业都忙不过来，哪里有时间看课外书呢！我原来以为她的学习成绩这样好，一定看过很多课外书，她的回答让我大感意外。现在成绩一般的高中生读慢班，成绩好的读快班。美国也有这样的分班法。我们的快班生无非就是多做作业，多做模拟试题，多灌书本知识，学生整天围绕考试团团转。“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我有不少大学同学都看过很多课外书，看过微积分、大学物理、相对论，原子和原子核物理等等，有的是相当深的。我和很多同学就是由于看了课外书才对物理产生浓厚兴趣的，我们都得益于看课外读物。以前学校里的课，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内容，也没有压得学生喘不过气来的大量家庭作业。现在，很多的人都认为，中国学生一般比美国学生善于考试；在创新能力方面，美国学生一般比中国学生强。
2002年，北京大学开始设立一个新的小学期——暑期学期，在暑期学期里开设一些选修课，这是汲取美国的经验所采取的新举措。2004年起，北京大学暑假从
现在，我国有很多民办和私人办的各种各样的培训班，每到暑期，各种培训班和补习班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质量很难得到保证。有不少更是以敛钱、骗钱为目的，误人子弟。我认为，美国的办法很值得借鉴。我国的高校虽然也举办一些培训班，但大多数是教师自发搞起来的。高等学校开办暑期班，纳入学校的教学计划，面向校内外，比民办和私人办的的培训班正规得多，质量有保证，还可以吸收身体健康的退休老教授参加，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既能增加教师收入，又有利于广大青年学子，何乐而不为呢？
美国研究生入学不用考试，要交成绩单和三位教授的推荐信，对外国学生，还要求托福、GRE等的考试成绩达到一定的分数线。美国的研究生不设两级独立学位制，和我国有单独的硕士学位不同。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校，研究生入学一年后，要进行博士资格考试。考试通过了，才能做毕业论文，要是没有通过，第二年再考。名牌大学要求全部课程重考，一般的大学只要补考不及格的那一门就可以了。如果第二次还是没有通过，就只有走人，另行联系别的学校读研，或者去找工作。对于因种种原因不再继续读书的学生，达到硕士要求的，就授予硕士学位。有些学校有带硕士生的水平，但是达不到招收博士生的要求，就只有单独的硕士学位授予权，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在美国，博士生的淘汰率约为30%-40%。在我国，因学业达不到要求而被淘汰的博士生不多。通过推荐而不通过考试录取研究生，看来在我国还很难行得通，很难堵住打招呼、走后门、徇私舞弊的现象。前几年，我国有一些学生联系美国的学校读研时，寄给对方假成绩单和假冒的教授推荐信，失去美国大学的信任，美国的学校常常发函来核实。据复旦大学校长说，前几年，向复旦核实的函件相当多，该校采取措施以后，有了很大的改善，来核实的函件少多了。
我国以前曾大力批判“通才教育”和“天才教育”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现在又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扩大知识面，培养适应性更强的人才，为此减少了很多专业，鼓励学生拓宽选课范围，鼓励理科生选文科课，文科生选理科课。有的学校实行低年级学生不分专业，只学基础课。例如，北京大学的培养高水平学生的“元培班”，南京大学设立“强化部”，就是采取这种做法，学生要到高年级才选择自己喜爱的专业。
哈佛大学名誉校长陆登庭（Neil Rudenstine）说：在哈佛，我们并不关注学习和今后工作的关系，学习法律、医学的学生不仅要学习某些集中的课程，也要涉猎人文科学，从社会科学中得到一些哲学启示。实际上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学生学到不同的课程、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有能力继续学习。一名哈佛的学生，不只是学习好，还要看他是否有创造性。在美国，每个大学生实际上进行的是一种全面的学习。他举例说：“离开哈佛法律系的学生中，……差不多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学生进入了自己的专业；和他们一样，很少有医药专业的学生学成之后知道自己要从事什么行业。但是你们并不能说他们就不优秀，因为他们可能已经掌握了非常好的学习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正是一所好的大学应该给予学生的东西。”
美国的学校里开的必修课并不很多，大学生有很多时间归自己支配，可以去读自己喜欢的选修课，也可以多读课外读物和参加课外活动，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专长去发展自己。当然，会有一些平庸之辈混文凭毕了业。前香港中文大学秘书长陈方正教授在谈到西方的教育制度时说过：你找不到比现行的制度更好的办法，既能防止有人混文凭，又能使有天分的学生不会受到限制而防碍他们自由地发展自己，使他们成长为出类拔萃的人才。我们的大学，不管是谁，只要一进大学，那怕是走后门进来的高考成绩很差的学生，都能够按时毕业，不能毕业的只是极个别的例外。要是一个班多几名学生不及格，校、系都会紧张，都会过问。现在，北京大学实行新规定：每个班都至少都要有2%的学生不及格，否则就认为教师有问题，他们开始实行优胜劣汰，不让难以成材的学生拖后腿了。
有一个人4岁才会说话，小时候显得很迟钝，被老师和一些人看作是傻子。小学毕业时，他的父亲问校长：我的孩子，他将来从事什么职业会有点出息呢？校长竟然回答道：“您的孩子，将来从事什么职业都一样没有出息。” 从小学到大学，都没有一个老师赏识他。大学毕业时，和他同班的3个同学都经过老师的推荐，留校作助教，只有他一个人找不到工作，失业在家，他不得不写信向大学的老师求援，告诉他自己有志于物理学的研究，希望教授推荐。但是，在教授看来，他不是好学生，不会有出息，懒得写回信。一年多了，他还找不到工作，父亲着急得不得了，为了给儿子找出路，只好大着胆子写信给大化学家奥斯瓦尔德，希望能接受他的儿子做他的研究生攻读博士。然而，信件发出以后，好像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后来通过关系才当上了专利局的一个小职员。在26岁的时候，他发表了相对论、光电效应和布朗运动等五篇划时代的论文，他就是爱因斯坦。
后来，爱因斯坦和他的老师在国际物理学年会上相遇了，这时爱因斯坦是已名满天下的世纪大科学家了。教授对他说：“我真是老糊涂了，一个杰出的人才就在我的眼前，我却没有发现，你的信我还保至今，它不时提醒我曾经多么糊涂。”
爱因斯坦37岁又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广义相对论，成为继牛顿之后的最伟大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晚熟，却比“神童”强多了。得诺贝尔奖的人，固然有不少人在年青时就显示出有过人的才智，但有的人在年青时并不是表现得特别突出。200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小柴昌俊就很有典型性，他在得奖后说：“我是以倒数第一的成绩毕业的，但东京大学却接受我当了讲师，教授，我非常感谢东京大学的知遇之恩。”以学历、成绩取人的我国，谁也不敢想象会有这样的奇事，也不能不佩服东京大学居然有这样高明的伯乐。
顺便讲一个轶事。在当时，奥斯瓦尔德是原子论的主要反对者。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表的布朗运动的论文，用他推算出来的布朗运动的公式，能够算出分子的大小，3年以后就被实验证实，原子和分子的客观存在不容置疑了。这时候，奥斯瓦尔德不得不承认，原子和分子是真实存在的。前几年还瞧不起爱因斯坦、不愿接受这位无名小卒来读研究生的奥斯瓦尔德，没有想到仅仅过了几年，爱因斯坦就驳倒他、远远超越他了。
学生转系，在国外是家常便饭。我国留学生王江，博士资格考试得第一名，在宾大物理系获得理论物理学的博士学位以后，又转到沃顿学院读书，获博士学位，现在是国际知名的管理学教授。还有一位留学生于刚，是从武汉大学空间物理系进入康乃尔大学攻读理论物理，他在宾大的校报上，看见一位宾大女学生的愿望是想嫁给一个“沃顿郎”，于是对沃顿学院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没有经过任何人的介绍，就冒冒失失地去找沃顿学院的名教授费歇尔，面谈一阵子以后，费歇尔教授认定他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人，马上就把他招进来了。他后来是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讲席教授，他领导的小组所开发的“实时决策支持系统”，经各大航空公司使用后，在航空应急管理上，产生了巨额的经济效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02年，获得了有运筹和管理科学应用领域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弗朗兹•埃德尔曼（Franz Edelman）奖，成为应急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他们都是我当年在宾大的校友，他们转学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王江转学的时候，我听到物理系的留学生说；“太可惜了，我国少了一个将来会很有成就的物理学名教授。”在我看来，王江在管理学上能取得这样高的成就，一样是值得高兴的事。
顺便讲一些王江的情况：王江,南京大学物理学学士(1981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物理学博士(1985年)，宾夕法尼亚大学金融学博士(1990年)。现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担任麻省理工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金融学教授。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金融理论、资产定价、金融市场微结构。王江博士学术研究成果卓著，曾2次获得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奖，多次获得其他重要学术成果奖，在金融经济学和金融工程方面的研究享有世界声誉，是我国留美学者的优秀代表之一。他常回祖国讲学，并在国内的大学兼职，为祖国培养人材做出了贡献。
在我国，必须有硕士学位才能读相同或相近学科的博士生，美国没有这一套。他们没有研究生招生考试，也不看有没有学位，全靠成绩和推荐。丁肇中原来是学机械的，后来因为对物理有很大的兴趣而改学实验物理。他由于发现新的J粒子而在197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法国人德布罗意，原来是学历史的，由于对日新月异的量子论和玻尔的奇妙的原子结构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转而研究物理。爱因斯坦提出的光量子假说，表明光有波动和粒子二象性，他深受启发，大胆提出物质波的假说，为实验所证实。奥地利人薛定谔根据物质波的概念而导出波动方程，从而和海森堡等人一起，发展出对现代科技影响深远的波动力学（量子力学）。普林斯顿大学理论物理教授威顿，大学本科读历史，是“超弦”理论的权威，1990年获得数学最高奖——菲尔士奖。这一类事情不少。学历史的人在物理和数学上有这样惊人的成就，非有极其深厚的物理和数学的功底不可。在我国，学文科的学生对理科的课程有如此深入的钻研者，真是难以想象。
在美国，大学生一入学，就有教师当他们的导师（Adviser），对新生给以各方面的指导。我国虽然设有指导员，但他们一般不是有经验的教师，主要是管学生的生活、做思想工作。
在我国，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转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2002年，复旦大学开始允许学生转系。北京大学在2003年起，招生不再分专业，而按院、系和学科招生，并实行本科生导师制，鼓励本科生参加科研工作，并从经费上给以支持，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允许学生以优秀的论文、创新活动和课外科技成果取得成绩和学分，还鼓励学有余力者辅修其他专业和攻读第二学位，对拔尖学生通过本硕博连读予以重点培养。这些革新措施，都是符合“因材施教”原则的新事物，值得欢迎。不过，我国的学生现在要转系、转专业，仍然受到种种限制。200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的刘立早，不喜欢化学，转系又有名额限制，轮不到他。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而保送到清华大学读博士，他却毅然退学，重新参加2003年的高考，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此事引起很多议论。要是在美国，用不着浪费这么多的时间来走这样曲折的道路。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批评了现行的考研制度，他建议要逐步改革目前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不然就很难招到优秀的学生。”许智宏说，研究生培养应该是各方面素质都比较优秀的学生，而不是仅会考试的学生。另外，谈及研究生收费时，许智宏说，只有对目前实行的培养成本机制予以改变，才能更好地刺激研究生改革。如果不推进改革，中国的研究生培养将没有出路。
美国有这样的规定：名人的子弟优先；向学校捐巨款者，可以录取。克林顿的女儿进斯坦福大学，布什的双胞胎女儿中的一个进耶鲁等，都是如此。此举显失公平。前两年，一位考生以1分之差未能上武汉大学录取线，其父愿意出一百万元以换取入学资格，被武汉大学拒绝。此事很受各方称赞，但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招进一个不算差的学生，能增加大量收入，对学校有好处。据说，某校曾以几十万元的价格录取过这样的考生。
现在，高考改革成了热门话题。有人说要取消一年一度的高考，学美国。有的地方和学校尝试一年两次高考。我认为，一年两次高考，适当考虑平时成绩，再有某种灵活性，能有一定的名额不拘一格“因才录取”，以弥补考试之不足，比较合适。现在我国有些大学有一定的自主招生名额，这是值得肯定的好办法。有的大学对个别特别优秀的中学生，采取大量降分的办法公开招进来，我是十分赞成的。过大范围和过份的灵活，目前还很难防止违法违规现象。即使是国外的好经验，也只能根据我们自己的国情来汲取其中有益的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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