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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杂忆（八）教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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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美 杂 忆
张庆营
（八）教师情况
宾大物理系教职员的名单中，有正教授29人，副教授6人，助理教授11人，由科研经费资助的访问学者和博士后25人。其他访问学者2人（这些人是由学校派来进修或者合作搞科研的），行政人员3人，实验室工作人员和描图员4人。这里不包括教授自己用科研经费出资请来的科研秘书。正教授在教师中占多数，教学人员很多而行政人员很少，还有访问学者和几位从外单位请来的客座教授等，有这么多水平很高的教师，带上一大批访问学者、博士后和研究生，是一支很庞大的科研队伍，每年也就有很多高水平的科研成果问世。这些教师同时担负着物理系和全校物理课的教学任务。没有一位教师去办班，更没有一个人去搞开发。不但物理系如此，整个宾大都是如此。
宾大各系教师的名额由各学院的院长宏观控制。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之间，其名额没有硬性规定的比例，往往教授占了大部分。宾大物理系的47名教师，承担了本系和全校理、工、农、医各院系的全部物理课的教学工作。他们不设教研室，没有人为组建的“学术梯队”。在学术水平高的教授的周围，研究工作相同或相近的教师，往往自愿组成一个小组，也有外校、外地教师参加进来的，形成一个科研集体，增强了力量，这就是他们自发形成的学术梯队。他们一起讨论，共同研究，互相切磋琢磨，容易多出成果。由于年青教师都有晋升的机会，科研的积极性都很高。有的教授把计算机终端拉到家里，周末继续在家里做计算。有的人甚至以自己的办公室或实验室为家，白天黑夜干，周末也干。妹夫宋颀贤是数学教授，一天晚上，他来宾大物理楼找我，看见有的实验室里仍然灯火通明，我告诉他，天天晚上都能看到这样的景象。他深受感动，说：“这些人专心致志搞学术研究，他们是以实验室为家啊！”
美国特别重视扶植年青人，年龄在二、三十岁而又发表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的，往往容易申请到大笔经费。能力强的年轻副教授，一人招收二三十名研究生的，并不稀奇，宾大物理系就有这样的副教授。人们问他，招这么多的研究生怎么带法时，他说，我利用高年级学生带低年级学生，自学为主，同时给予必要的指导。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研究生，独立工作能力极强。五、六十岁以上的教授，除非继续取得很好的科研成果，否则，即使他有很高的声望，也很难申请到科研经费。多出高水平的成果，就成为教授们、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教授们的头等重要的大事了。名校多名师，多高徒，就是很自然的了。
学校里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在工作的时候不闲聊，讨论问题直奔主题，不讲多余的话，休息时不谈工作。在校、系办公室，没有人抽烟喝茶、看书看报，更没有人闲聊、打牌，也不会有人迟到早退，大家都自觉遵章守纪。职工上下班都很准时，他们都有守时的习惯。上班时间一到，就可以办事。下班前一分钟，还可以去办事；下班时间一到，立即走人。不像我们这里，上班时间过了老半天，也不一定能找到人来办事；下班前半小时，就陆陆续续有人离开办公室。有的年青妈妈，早早就去幼儿园接小孩子去了。美国人珍惜时间，认真做事的好习惯，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一天下午，我在系图书室查资料，要复印一篇文章，离下班时间只有几分钟了，我估计时间还来得及，谁知复印到一大半，纸张就用完了，我请管理员换上新的纸张。她说：“看样子来不及了，明天再来吧。”我估计换上一叠纸，要不了多少时间，应该来得及，就说：“只有几页纸了，把这一点复印完吧。”她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动手替我换纸。谁知这台复印机是老式的，用的是卷筒纸，换起纸来比较费事，等换上新的一筒纸，把文章复印完毕，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两、三分钟。她显得很不高兴，我赶忙向她道谢，并表示很抱歉。她一脸严肃地说：“我也很抱歉。下班以后，就是我自己的时间了，你无权占用。你现在侵占了我的时间。下了班，我还得赶回家去做家务事。”一席话，批评得我满脸通红，连忙赔不是。她的这种态度，和平时的客气待人完全不一样，简直像是换了另一个人了，使我十分尴尬。第二天，我在走廊上碰见她时，又再次向她表示很对不起，并表示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做了。她很友善地说：“算了，不用再道歉了。”这件事对我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永远忘不了。在我们这里算不了什么的事，在美国却成了很严重的问题。他们公私分明，公家的公事认真负责，私人的东西神圣不可侵犯，两者有严格的分界线。
一天上午，我和克莱茵教授在他的办公室里讨论科研中的问题，到了中午，我们各自拿出自带的便餐吃了起来，我觉得刚才讨论的问题意犹未尽，想继续和他讨论，刚一讲话，他立即制止我说：“现在是休息时间，不谈工作，等上班时间再讨论。”于是就开始闲聊起来。一次闲聊中，克莱茵教授说，当系主任很麻烦，要花不少时间去搞行政工作，唯一的好处是学校替他配备一名秘书，不用自己掏腰包请人，而其他教授就需要自己出钱聘请秘书。他不愿意为了这个好处而去做吃力不讨好的差使。当然也有人喜欢当这样的官。教授请的科研秘书的工资，都是从自己的科研经费中拿出来的。为了省钱，往往两、三位教授共同请一个女秘书，一年签订一次合同，期满了还要再续订。不过，秘书做久了，会做得更加顺手，相互间更加熟悉了，也有一定的感情，除非确实不满意，或有特殊情况，一般都能够继续做下去，所以有的人年纪相当大了还在继续做秘书。秘书的任务就是打印信件，打印论文，事情不太多，一个秘书同时为两三位教授做事，完全能够胜任。克莱茵教授的女秘书当时用的是电动打字机，打起字来辟里啪啦，像打机关枪似的，比讲话的速度还要快得多，令我叹为观止。打信时，克莱茵教授连续不断地口授，她边听边打字，话讲完了，信也打好了。为了跟上时代，方便工作，她也开始学习电脑打字了。
教师除上课外，就在自己的办公室或实验室做研究工作，工作时间从来不会聚在一起闲谈，更不用说下棋、打扑克了。中午没有午睡，师生员工都自带午餐或在附近吃快餐。平时难得开一次会，如果要开什么会（例如教授委员会开会等），一般都放在午餐时间进行，边开会边吃饭，从不占用上班的时间。每星期三中午，在教员休息室里摆上丰盛的免费茶点，教师们可以在这里边吃边喝边聊，大摆“龙门阵”，既得到了很好的休息，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在宾大，学术、教学、人品三馨的教师不乏其人，普林马可夫教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我的办公室原来是普林马可夫教授的办公室，正好在克莱茵教授的办公室的隔壁。普林马可夫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物理学家，他不但教学好，更喜欢帮助人，关心人，人品好，人缘好。他的学生、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郑文魁教授一提起他，就动情地对我说：“普林马可夫教授十分关心他人，每当他的生日，他的学生就会从全国各地纷纷前往宾大去祝寿，这在美国是很少见的，可见他的人品很好，深得学生的爱戴”。我想，就是在我国，这样的事情也是十分少见的。
40年代，他在研究原子结构中和合作者一起创立的霍尔斯坦-普林马可夫映射（Holstein-Primakoff Mapping），在我和克莱茵教授合作研究的原子核结构的玻色子映射理论中，正好利用上了（当然其中还有我们自己创新的映射方法）。我和普林马可夫教授可谓有缘，然而却无缘见一面，他在两年前去世了。克莱茵教授的女秘书一提到他，就心情沉重地说：“他真是一个好人哪，可惜死得早了点。”惋惜和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一次，我和克莱茵教授正在讨论研究工作中的问题时，他忽然说：“对不起，我要上课去了，请你等一下。”过了一会儿，他就回来了。我问他上的是什么课？他手臂朝下摆来摆去地说：“讲单摆实验，很简单的。我讲解完毕，就交给研究生去辅导学生做实验了。”我不便再问，仍然继续讨论我们的问题。单摆实验是大学低年级的基础物理实验，用这样有名的老教授去教，好像杀鸡用牛刀，在我国是极其罕见的，在美国却很平常。后来在一个周末，我到他家里去玩的时候，问起上课的事情，才了解到有关情况。系里在安排下学期的教学任务时，系秘书会给每位教师送去一张表，要他们在下学期的课程表中，填上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和第三志愿，然后由系主任统筹安排，再将排课表下发，有意见还可以提出要求，系主任再作调整，直至意见不大时为止。克莱茵教授说，他从来不提意见，系主任安排教什么课，就教什么课，所以，物理系的基础课和高年级课，差不多都教过了。宾大规定，任何一位教师都不能老教一门课，每隔三年就要换另外的课上。他们认为，一个教师常年只教一、两门课，牵涉面小，知识面窄，缺少联系，没有活力，不可能讲得很生动、有深度，难于启发学生产生联想，拓展新思路。所以，没有一位教师是一辈子只教一两门课的，每一位教师都教过多门课程。助理教授也可以教高年级的课程。不像我们这里，有一辈子教力学的，有一辈子教电磁学的，有一辈子教制图的，等等。所以，有不少教低年级课程的教师，不能和高年级课程的内容卸接起来，也不知道所讲的内容对高年级的一些课程内容有什么用，有什么重要性，因为他们不了解高年级的课程。美国高校的这种安排，对于进校门不久的新生来说，尤其重要。科研上有成就的教授对理论把握透，对概念理解深，对问题阐述准确，对学生启发大、影响大，不会误导学生，善于引导学生走上正确的轨道。
在美国，大学教师每隔7年都有一年的学术长假，其目的是让教师利用这段时间来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克莱茵教授告诉我，在暑假三个月期间，学校不给教师发工资，有科研经费的教师，可从其中提取暑假期间的工资，经费多的提得多，经费少的提得少。他说：我的科研经费多，能拿足三个月的工资，有的教授科研经费少，不能拿够三的月的工资，甚至有只能拿半个月工资的。没有科研经费的教师，就在暑假期间给学生上课，以增加收入，这种教师被人看作没有多少能耐。职工没有寒暑假，照样要上班，但每年有一个月的休假。而在我国的高校，职工和教员一样，照样有寒暑假，只是比教师放假的时间少一些而已。
美国的教师一年只发9个月工资。有些教师就利用假期授课来增加收入。有科研经费的教师，可以按比例从中提取暑期的工资，多的可以补足三个月的工资，少的只能补一、两个月。克莱茵教授对我说，他的科研经费多，能补足三个月的工资，而系主任却只能补上一个半月的工资，有的教师只能补上一个月工资。有较多科研经费的教师，就不必在暑期上课，而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学术交流，或到暑期高级讲习班去授课。年青教师也可以去进修，以提高学术水平。此外，教师每七年还有一年学术休假，不发或少发工资。 所以教师有充裕的时间来提高自己和参加学术活动。可见科研成果不但关系到教师的学术地位，也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切身经济利益。
美国大学里都有一系列完整的规章制度，举凡学生的升级、留级、转系、转学、退学等，教师的晋升、加薪等等，都照章办事。日常工作由系秘书办理就行了，系主任只需抓重大事情，照样有很多时间搞学术研究。
我有一位老师，人很聪明，课讲得很好，很受学生欢迎。他在上课时向我们讲了他的亲身体验：“某某教授是我的老师，他是很有教学经验的老教授，课讲得很好，学生很容易听懂，他讲的课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别的班的学生也跑来听课，大教室里常常坐得满满的。可是他没有搞过科研，把科研看得十分神秘，高不可攀。他说：‘要搞科研，必须把大学的普通物理彻底弄清楚，连最基本的概念都搞不懂，怎么能够搞科研呢？’我听信了这位老教授的话，花了多年的时间去深入钻研普通物理，人到中年，还停留在普通物理的水平上，把科研看得高不可攀，而有些同班同学都出了不少科研成果了。”后来他去了别的大学进修，才给我们开出高年级的课程。他坦率而又心情沉重地说：“这位老教授害了我。”当时这位老教授正担任领导职务，他居然不怕得罪他的顶头上司，直言不讳受了他的害，不是有切肤之痛，是不可能毫无顾忌地随便向自己的学生倾诉心曲的。他的这番肺腑之言，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后来他跟着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年青教授搞科研，发表了论文，升了副教授、教授。由此可见，有学术成就的教授讲低年级的基础课，对于引导入校门不久的学生走上正确的道路，是多么的重要！
2005年4月，上海交通大学有一位教学效果很好，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晏才宏去世了。他的死，引发了全国大讨论，因为他直到去世时，还是一个讲师，一辈子评不上副教授。上海交大一位负责人这样解释：在中学，这样一个老师可被评为特级教师；但是大学要求教学、科研并重，教师既要传播知识，又要创新知识，两者不能偏废。以此衡量，晏才宏就不够全面。前面讲过，教学成绩优秀科研成果却达不到要求的教师，宾夕凡尼亚大学就破格给予副教授的职位。我认为，对待这样的情况，不要一刀切，给他升副教授还是合适的。
在美国，很有成就的教授教低年级的基础课，是很平常的事。美国的物理学家费曼，博学多才，被认为是绝顶聪明、创新思维能力极强的人。他无师自通，无锁不能开，被人称为“开锁大王”。他年青时参加过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一次，他偷偷地把保险柜打开，将藏在里面的制造原子弹的绝密文件拿了出来，吓得同事们虚惊一场，他却开心地笑了。他因对量子电动力学的杰出贡献而于1965年获诺贝尔物理奖。他不在意获奖，认为这是多余的事。他觉得领奖以后，记者频频采访，请柬纷纷送来，忙于应付，太麻烦了，所以决意拒绝领奖，大家劝他也没有用。一位朋友想出一条妙计，劝他说：如果拒领，就会成为爆炸性新闻，麻烦就更多了。他想了想，觉得这位朋友的话很有道理，只好前去瑞典领奖。在诺贝尔奖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插曲。他发明了一种独特的图解法，用来表示基本粒子十分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使本来高度抽象的理论，化为直观的图形。一看图形，就知道是什么物理过程，立刻就可将相应的公式写出来，使复杂的问题大大简化，很抽象的问题变得很形象，求解变得很方便快捷。构思巧妙，别出心裁。这种图形就是著名的费曼图。1986年，美国的航天飞机“奋进号”升空不久发生爆炸，美国航空航天局组织了一批高水平的专家来查找爆炸的原因，也特地请了他。那些专家都没能找出问题所在，却被不是学工程的费曼找出来了。当时他己身患癌症，为了国家的利益，毫不犹豫地抱病工作，检查结论出来以后，他已经心力交瘁了，一年多以后，就离开了人世。在他的晚年，被公认为是当时在世的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纳米的概念就是他在上世纪8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他亲自教过大学普通物理，写出了一套很出名的《费曼物理学讲义》，影响很大。获得我国最高科技奖的黄昆教授，五十年代在北大物理系教过低年级的普通物理课，效果很好，很受学生欢迎。吴大猷是国际著名的物理学家，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当时李政道就读于此。吴大猷回忆说，李政道很喜欢问问题，到了令人奇怪的程度。他发现这是一个好苗子，抗战胜利后把还在读低年级的李政道带到美国读书。据李政道自己讲，他当时连一句英语也不会讲。果然不负恩师的期望，1957年30岁时就得了诺贝尔奖。1992年，80多岁高龄的吴大猷从台湾来北京访问时，李政道一直跟在恩师吴大猷后面，亲自为吴大猷推轮椅，如影随形，其亲密无间的师生情谊，感人至深。现在，我国教育部也要求教授教低年级的基础课，我认为是很好的决定，使学生能得到正确
的启发和引导，并且有利于及早发现好苗子，使之能顺利成长。不过，真正全面实行起来，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在我教过的课程中，发现有些教材有错误，有的有不少错误，甚至是严重的概念错误。这些错误并非印刷错误，而是教材的编写者没有真正懂得这些概念，或了解不深。经过了解，这些编者没有搞过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或者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工作，也就不可能对比较艰深的概念有透彻的理解，由于水平所限，他们自己不可能理解到自己搞错了。为什么我们提倡阅读阅读原文，阅读经典著作呢？原因即在于此。因为没有更适合的教材，我也没有时间写讲义，不得不使用这些教材教课，我只好一边上课，一边更正，并向学生指出其错误的原因所在。
文革结束后，恢复全国统考招收大学生，开头派了很多大学教师去改考卷，我也被派去改过卷子。虽然发了教育部的标准答案，考生的答卷中却往往有出人意料的答题方法，有的真是稀奇古怪、五花八门，有的时候，有些教师也搞不清楚是对还是错，甚至于有把答对了搞成答错了的。当时我就指出了好几个被改错了的答案。自然，经过解释以后，还是能弄清楚的。可见即使是中学生想出来的东西，有时也会把一些大学教师搞糊涂了。因此，让水平高的教师去把关，去适当教一点低年级大学生的基础课，很有必要，对学生很有好处。
美国的教师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上课的时候，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提问，大胆提出疑问，大胆提出新见解。我国的留学生是应试教育中拼搏出来的，往往比美国学生考得好，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一般比美国学生略胜一筹。他们的教育方法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请看下面的短文《新师说》。
唐朝的大文豪韩愈写了一篇很有名的《师说》，文章的开头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韩愈这句话，长期以来被人们奉为圭臬，时至今日，仍然常常被当作经典名言来引用。例如，余秋雨教授就极为称赞这句话。他在2002年举行的一次现场直播全国性大型电视活动上说，韩愈对教师的定义说得非常准确，一字不多，一字不少，恰到好处。我说不然。在封建社会，韩愈所定的教师的任务只适合当时的情况，对现在来说，这样的任务是不够的。其实，韩愈所指的“道”和“业”，只不过是封建社会的圣人之道和书本知识，还加上巫、医、乐师、百工的技能，是一种被动的传授，往往是死记硬背，亦步亦趋，老师说的都是对的，学生不容置疑，更不能违背圣人的教导，只能代圣人立言，不准离经叛道。一提祖传秘方，就认为是最好的。反封建的坚强斗士、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早在《伦敦蒙难记》中，就批判过这样的封建教育。他说：“中国政体专制已久，士人束发受书后，所诵习者，不外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于奉令承教服从之义者，则任意删节，或曲为解说，以养成其盲从之性。”封建教育泥古守旧，天地君亲师是至高无上的，大家只能顶礼膜拜，只能盲从。很多人书读得越多越蠢，成了书呆子，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封建教育摧残人才，是封建社会几千年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科学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思想要更新，要与时俱进。
教师是神圣的职业，肩负着传授知识，承前启后，培养新人，开拓创新，促进科技和社会进步的重任。当前正在大力提倡教育创新和创新教育，教师单纯传授知识是远远不够了，应该启发学生的智力，要求学生不拘泥古训，不墨守成规，独立思考，敢于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超越前人，突破旧框框，勇于创新，敢于搞发明创造。当然，教师不可能个个都是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艺术家，但要有创新精神，要设法启发学生的智慧，引导学生创新。就是在中小学，也应如此。不是有不少中学生有独到的见解，有很高的水平，有发明创造吗？有的学生还申请到专利，就连小学生也有这种情况，出现了不少小作家，小发明家。现在广泛使用的不干胶双面胶带，就是7岁小学生的专利发明。2003年，在“非典型肺炎”肆虐我国大地期间，北京一个小学二年级学生潘丹琳，创造出“非典”游戏棋。即使在幼儿园，教师也要尽可能启发幼儿的智慧，学会动脑筋，学会举一反三，提高幼儿的思考力、想像力、创造力。教育学生要有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是教师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韩愈生活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时代，他不可能超越时代，看到一千多年后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变革。他的话肯定不适合于现在的时代，不应该再对他顶礼膜拜了。20世纪的大物理学家费曼强调，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传授知识，而是为了激发惊奇，而知识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更多地欣赏惊奇。虽然他的说法有点片面，但是，他强调了教育要激发受教育者的求知欲，要去发现使人惊奇的新事物，这才是最重要的。只有这样，科学才能进步，社会才能进步。我认为，韩愈的这句话应该改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启智也。”启智当然包括引导学生敢于创新，敢于突破前人的框框，促进科学的发展。对于大学教师，特别应该强调这一点。
以上短文，就是我的《新师说》。
当年宾大副教授的年薪约为3万美元，教授的年薪在5万美元以上。现在美国的平均生活水平比20年前大约高出一倍，工资也相应有很大增长。现在一个助理教授就能有四、五万的年薪。物理系的克莱茵教授资格老，国际上很有名，退休后被宾大聘为名誉教授，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听说他当时的年薪接近10万美元。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教授克莱茵，他的年薪就更高了。在小地方不入流的小型大学、学院，不是博士也能当教授。但教授的年薪有低于两万美元的，低于人均收入水平。这是从一个小城市的大学来宾大进修的教师那里听来的，应该是可信的。名校的教授的年薪不一定是最高的，“挖墙脚”是常有的事。例如，得了诺贝尔奖的施里弗原是宾大物理系的年青教授，被别的大学用更高的年薪挖走了。杨振宁原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也被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请去当了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以杨振宁为核心，吸引了一批能力很强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其中有不少是我国国内去的访问学者，形成高水平的学术群体，能申请到八、九十万美元的高额科研经费，做出了大量极具影响的成果，把本来不是很有名的学校，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术地位，提高了知名度。也有很多不为高薪所动的名士。因为一般名校的学术氛围和研究工作条件好得多，名校的教授在社会上更受人尊敬、更吃得开，也许还有“清高”吧。在我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前些年，地处较偏僻的某所大学以高薪到北京聘请院士，只有一位院士应聘，引起一些议论。接着该校到北大和清华去礼聘院士时，竟然没有一位院士为高薪所动，吃了闭门羹。
在美国，有的教授在公司兼职，有的大学请其他学校的教授当客座教授，成就大者授予荣誉博士或荣誉教授的头衔。他们一般不太看重这些荣誉头衔，往往只拿出一个头衔：教授。没有听说有哪一所学校为了提高本校的知名度和争取排名靠前而请了大量名教授来装点门面的。最近，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前院长、工程院院士秦伯益说，在1994年当上院士以后，不下几十家政府机构请他当兼职教授和顾问，开大会时请他坐主席台，把他当做花瓶，忙于应酬。有人指出：你们评上院士后，没有再出什么大的新成果了。秦伯益说：我于是愕然自惭，明白了居里夫人在获得诺贝尔奖后，将一百多个荣誉称号统统辞掉，最后第二次获得了诺贝尔奖，也明白了王选院士说过的至理名言：“一个科学家如果经常在电视上出现，那么他的科学生命也就结束了。”
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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