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 美 杂 忆
      张庆营

    （六）非升即走

    美国大学实行“非升即走”的制度。助理教授任职6年升不到副教授，就得另谋出路；副教授任职6年升不到教授，也得另谋出路。名校的要求是很高的，不但进来时要求水平高，进来以后，也必须能继续出高水平的成果，否则请你卷被盖走人。学校解聘教师时，必须提前一年通知，不能要你马上离开，否则会受到教授们的反对和有关群众团体的干预。所以名校的教授总能比一般高校的教授的质量高。对于经过考核不合格而必须离开学校的教师来说，确实相当难堪。然而，“非升即走”的制度却能保证大学教师的高质量。美国有广大的人才自由市场，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经常可以看到报刊上登载大量的各种招聘广告和求职广告，甚至有招聘校长、院长、系主任的，有的还附带说明以后可争取终身职位。所以，在美国，找工作不太困难，但要找到满意的工作，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看到宾大物理系教职工名单中有一人是研究副教授。爱因斯坦从德国逃亡到美国时，普林斯顿大学聘请他为研究教授，这是一个没有教学任务，专职从事研究工作的教授。所以，我问克莱茵教授，他是不是专职搞研究的副教授？克莱茵教授说：不是的，因为期限到了，按他的学术水平还不能升教授，可是他工作很勤奋，教学效果又好，舍不得辞退他，就破例授予他研究副教授的头衔，给予终身职位，这只是极个别的情况。可见在严酷的“非升即走”的淘汰制之下，也还有个别的网开一面的人情味成份在内。
    美国大学教师有一个坚强后盾，这就是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第一任主席是曾经和杜鲁门竞选过美国总统的、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胡适的老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1901年，斯坦福大学创始人斯坦福的夫人对该校教授罗斯的一些言论深表不满，迫使学校把罗斯解聘了，教授们表示强烈抗议也无济于事。一些教授认识到，必须成立一个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益，防止发生类似事件。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在1915年成立了这个协会。在美国，大学里不聘助教，助教都由研究生担任，教师分为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三等，前两者都可叫做教授。在宾大，每个人的办公室的门上都钉上一块铜牌，铜牌刻上主人的名字和头衔，所有的教师的头衔都是教授。所以，大学教授协会就是大学教师协会。教授协会以保护大学教师的权益为己任，常常插手过问大学对教师的解聘是否合法，学校是否干涉学术自由等。它最厉害的武器就是“维护学术自由”，确实颇有成效，使不少大学教师免遭校方解聘的厄运。“美国大学教授协会” 汲取了哈佛大学等校实行的“非升即走”和升职即长期留用的经验，在1940年和“美国学院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联合起来，发表了《关于学术自由和教授任期原则的声明》，要求教师和研究人员的试用期不能超过7年，以后应该继续聘用或永久留任。自此以后在大学里就出现了终身职位（Tenure），虽然不是联邦法律，全美各大学都认可了这个制度，并能自觉遵守。
    一般的大学和学院，副教授有可能获得终身职位，而名校只有教授才有资格获得终身职位，有终身职位的教师不能随便解聘，拿到了终身职位等于拿到了铁饭碗。即使是有终身职位的教师，到了退休年龄还是要退休。宾大教授的退休年龄以前是65岁，他们说，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了，推迟到70岁才退休了，终身教授不用退休。有的学校（例如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实行教授不退休的制度。教师的自觉性都很高，即使是终身教授，在做不了多少事情的时候，会自动提出退休要求，不会在任上领干薪不做事不肯退休。例如，宾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1989年自觉年老而提出退休。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和得伍尔夫数学奖的陈省身等国际权威，也都在前几年自动退休，都是七、八十岁了。也有极个别的人九十多岁才退休的，但都担负了一些教学工作。
    提升教师职称时，他们的论文和学术成果的资料要寄给国内外的同行去评审，还要将一些有关教学效果的表格寄给毕业了的学生去填写，反馈回来以后，由教授组成的晋级委员会（美国大学里的这一类委员会没有统一的名称，有：晋级与终身职位评审委员会，终身职位评审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等）讨论，再投票决定。这种评审方式能反映教师的真实水平，一两位教授有不同意见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行政当局也干预不了。以前很多名校，教师的晋级条件只看学术水平，不考虑教学效果。有些教师的教学质量实在太差，照样按学术成绩升级不误，引起学生的强烈不满和抗议，后来也要考虑教学成绩了，但是，教学成绩占的分量很小。
    美国有一个神学院的女助理教授（可惜当时没有问明是何校何人），常常发表文章批评教会和神学院歧视妇女，搞得学校的头头很恼火，学校也受到来自教会的很大的压力。任职6年届满，按她的水平应该升副教授，但是学校的领导层不愿意留她，要她走人。这位女教师发表过不少很有影响的高水平论文，她为提高妇女在神学院和教会中的地位而作出的批评，也博得不少人的同情。而且她品格高尚，谆谆善诱，教学效果非常好，深得学生的爱戴。于是，学生联合起来罢课，在校园内示威，向校方提出强烈抗议，教授们和教授协会也出面声援，校方没有办法，只得提升她为副教授，并获得终身职。她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批评得更加激烈了，校方也无可奈何。
    1985年初，西北大学的右翼学生组织邀请尼加拉瓜右派游击队领袖卡拉罗来校讲演，英语系女助理教授福利为首的左翼组织“反对种族主义国际委员会”强烈抗议。她在会上对听众说：“卡拉罗是杀人魔鬼，根本没有资格在这里发表演说！”有一群人情绪十分激动，大家不断高喊：“绞死法西斯！”。忽然一个人冲到台上，将一桶红颜色的水（一说是动物血液）泼在卡拉罗的身上，弄得卡拉罗十分狼狈，落荒而逃。福利的这种激烈行动，引起一些教师和学生的不满，相关部门讨论是否给予终身职时，系、院还是通过了，可是却被校长以维护言论自由为由否决了。虽然有很多教授和学生强烈抗议校长的决定，“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和“现代语言学会”等团体也出面干预，校长依然固执己见，说她剥夺了别人的言论自由。大家都以“言论自由”作为武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校长大权在握，不为舆论所动，坚持不给她终身职位，教授协会爱莫能助，最终福利不得不另谋出路，转到别的大学去了。
    有了终身职位，就等于有了护身符，不用担心不出成果要走人，也不怕得罪人了。不像我们这里，两、三年内不出成果就要高职低聘（教授聘为副教授，或副教授聘为讲师等）或津贴下调。北大教师的年津贴分9等，最高5万元，最低3千元。大学教师年年评津贴，是中国独创，美国教师没有这样的津贴，有较大的成绩就升工资，升职称。他们说，升了教授不求上进的人也有，但是，如果不能再出成果，就会被同事们认为没有上进心，瞧不起他。教师们都有上进心，都能自觉地多出成果，不求上进的人只是极个别的。他们认为，不能因为有这种极个别的人而否定这种好制度。终身制有利于学术自由，有利于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论，有利于坚持己见，不懈地追求真理，以求得真知，有利于教育事业和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
    世界上首次发现致癌基因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病毒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都斯伯格教授，长期反对艾滋病和丙型肝炎等是由病毒引起的，他说，HIV不是艾滋病的病原病毒，艾滋病没有传染性。他抨击病毒学家“发明”了各种各样根本不存在的“病毒”、“超病毒”，使自己名利双收，使医药公司得到滚滚财源。都斯伯格的这些言论，自然不被同行接受，被视为奇谈怪论，也得罪了同行，得罪了医药行业，学术刊物不愿意发表他的论文，也申请不到科研经费，更没有人读他的研究生。可以说，他完全失去了进行研究工作的权利，学术自由也成为一种奢望了。因为他有终身职，学校不能辞退他，系里分配给他的工作就是打杂和教一些低年级的本科生实验课，连一般的教师都不如，成了被人瞧不起的怪老头。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失业再就业频繁的美国，也有人能端上铁饭碗。从其效果看，高等`学校的铁饭碗制度，确实对美国自由地开展学术研究，稳定地发展文化教育和高速推进科学技术，起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终身职位制度受到挑战，在州议会的干预下，有一些州立大学实行“终身职位后的评审”，被确认为不称职的教师，有被解聘的危险。美国教授协会又拿出“言论自由”的大棒，极力反对，可惜仍然无济于事。不过，如果解聘某位教师有不合理之处，教授协会必然会过问，想解聘有终身职位的教师，没有那么简单。在美国，大学教授的铁饭碗比不上联邦法官的钢饭碗结实，联邦法官一辈子不退休，是不折不扣的终身制，其目的很明显，是为了保证司法独立。年纪老了，自己要退休的，可以退休，也有坚持不退休的。老态龙钟的联邦法官主持办案是常有的事，所以，法官常常死于任上。例如，2005年9月，美国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去世，享年80岁。他是在1972年由尼克松总统提名担任最高法院法官，1986年由里根总统提名担任首席大法官，到现在的小布什总统，是七朝元老了。美国历史上最老的首席大法官是布罗克，1864年死在任上，享年87岁。老得实在做不了事情了，就去当礼仪主持人之类的荣誉性工作。美国总统提名的联邦法官，都是法律界的顶尖精英，素质很高，他们都能按法律办事，很难找出有贪污受贿、执法不公的劣迹的联邦法官。虽然大法官出自某一党派，由总统提名，国会通过任命后，他们的行动却不受制于任何人，都是由法官自己的独立判断来决定。所以，有的大法官也会给为自己提名的总统制造麻烦。万一揭发出某联邦法官确有贪赃枉法问题，辞职是他最好的选择，要不然会受到国会的弹劾而丢官。此时当然名誉扫地了，钢饭碗也砸掉了。
    美国独立后，财政部长请示总统华盛顿如何确定教授的工资。华盛顿说：教授的工资不能太低，以致于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使他们不能集中精力搞学术研究；也不能太高，以致于过得太舒服了，不思进取。华盛顿确定的这个原则，美国一直沿用至今。现在看来，华盛顿确实很有远见。现在，在美国，一个刚从学校毕业到公司工作的博士，年薪可有约5万美元至8、9万美元，也有更高的。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工作，有很大的不同，助理教授现在的年薪约4、5万美元，所以教师的工资不算很高。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想到学校去工作呢？原因是公司里的工作不稳定，学校的工作较稳定，而且在社会上也较有地位，名校的教授更加受人尊敬。如果获得终身职，一辈子就不用发愁了。所以，较好一点的学校，一个助理教授职位，常常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以上的博士来竞争。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所以，到高校工作是比较不容易的。
    1984年，我参加了我国在苏州举办的国际核物理会议，会议组织代表们参观苏州园林，在西园参观五百罗汉时，导游说，按照自己的岁数点罗汉可预测命运，有一位来自费城德立索大学名叫米切尔的副教授也在兴致勃勃地数罗汉。我故作内行地替他解释说：根据你数到的罗汉看，你将来一定会发财。他听了十分高兴。我到了美国，又和他见了面，我问他：“你发财了吧。”他说：“我哪里发了财？还是和以前一样穷。”我听到的第一反应就是有点惊讶，像他这样三十多岁的副教授，当时年薪有三、四万美元，有房有车，在我们看来他的收入算是很高了，但他却叫穷。后来才明白，美国的副教授的工资只比全国平均工资高一些，按美国的标准，算不上高收入。“文革”期间，军宣队在传达上级的东西时讲了这样一件事：周总理接见杨振宁时，指着在座的钱学森说：我们专门拨了一辆专车给钱学森用，还派了一名司机专门给他开车。杨振宁说：我买的是二手车，买不起新车，司机更请不起，都是自己开车。可见，即使得了诺贝尔奖，虽然工资比其他教授高，但也不是特别有钱。现在我们的大学教师每年还有不少津贴，不少教师通过办讲习班、讲学、当顾问、做兼职教师、揽工程、卖专利、办实业等等，赚了不少外快，造就了一批富翁，买房买车，不亦乐乎。单是我校某系，就有十几位教师买了小车，这些都是十年前难以想象的事。当然，教师中的富翁毕竟是很少的，不过，教师们的收入都比十年前提高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