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 美 杂 忆

张庆营

（二十七）初进纽约

纽约市位于美国东北哈得逊河出海口，面积九百多平方公里，人口约1700万，市区人口七百多万，是世界上的特大城市之一。纽约市下辖曼哈顿、布鲁克林、布朗克斯、里士满、皇后（昆斯）五个区。曼哈顿是一个狭长的小岛，岛的西岸濒临哈德逊河，东岸濒临东河，北岸濒临连接哈德逊河和东河的小支流哈林河。就是这三条河，把曼哈顿和大陆割裂开来。哈德逊河和东河都向南流向曼哈顿南端的出海口，汇合于大西洋。曼哈顿区最为繁华，是纽约市的心脏。

曼哈顿在两百多年前还是一个荒凉的小岛。当时从远在欧洲迁来的移民，仅仅花了24美元，就从善良淳朴的当地印地安土著手中买了下来，价钱低得不可思议。那些自命为“文明”的人，真是太精明了，可谓是巧取豪夺了。当时谁能想到，一百多年以后，这里成了美国最富有最繁华的都市，成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贸易和金融中心。

纽约可以去观赏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我初到纽约，暂时还不想去帝国大厦参观，在车站附近稍稍观赏了周围的高楼大厦和街景。这时是上午9点左右，已经是大白天了，我站在纽约中心车站附近大街的人行道上，周围高楼大厦林立，沿着街道向天上望去，天空成了一线天，阳光斜照着，被高楼大厦挡住了，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景，阳光照得到的街口，就是大白天，阳光照不着的街道，却一片昏暗，很像黄昏。我立即拍下了这一“阳光下的黑暗”的奇景。这是别的城市不容易看到的景象。

我决定先到联合国总部去看一看，先坐地铁到了举世闻名的“时报广场”。这个广场长期被错译为“时代广场”（Times square），《纽约时报》早期在此处设立总部，因此得名“时报广场”。广场位于西42街和百老汇大道交汇处，东西夹在第六大道和第七大道之间，南北夹在西39街和西52街之间。是纽约最和繁华的商业区，这里是剧院最密集的地方，拥有近40家商场和剧院。平时人流如过江之鲫，一到岁末，这里就聚集了大量的人群，来听新年钟声。钟声响过，人们尽情狂欢，世界各国纷纷用电视报道了现场的画面，成为新年亮丽一景。

我原来以为这样有名的广场，一定是很宽阔，很气派。谁知到了那里一看，竟然仅仅是一个狭小的三角形地带，比长沙市的五一广场小多了，比起天安门广场来说，更是是小巫见大巫。特别是广场周围都是高楼大厦，更显得时代广场十分狭小。面对这样出人意料的情境，使我大跌眼镜。

在时报广场的一角，我看到有一家信息咨询服务处，可以拿到介绍纽约的免费小册子。联合国大厦离这里不远，我就坐公共汽车到前往。谁知今天联合国大厦不开门，我只好在门前照了几张相。正准备离去的时候，又来了两个中国人，一男一女，看样子像父女俩，也是想来参观联合国大厦的，同样吃了闭门羹，只好就在门前的广场照张像。在异国他乡，中国人看到中国人，大家都觉得很亲切，很高兴。我们打过招呼，双方就自我介绍起来。女孩子只有十几岁，还在读中学，她是从台湾来美国探亲的，父亲在费城唐人街开了一家餐馆。他们得知我是从中国大陆湖南大学来费城宾西凡尼亚大学的访问学者，好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友一样，十分高兴。自1949年以来，虽然大陆和台湾被海峡阻隔了三十多年，毕竟大家都是炎黄子孙，血浓于水，同胞亲情是永远分割不断的。他们父女俩十分热情地邀请我到他们的餐馆去玩玩，我答应了。后来由于工作忙，未能履约前往，现在想起来，确实是一件憾事。

这次虽然未能进入联合国大厦去参观，想到来日方长，以后还会有机会来的，并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在纽约，很值得参观的地方多的是，我首先想到了闻名于世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自由女神像。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位于纽约中央公园东边一隅，第五大道和82街交界处。是世界闻名的最大的艺术博物馆，号称“世界最大的艺术之宫”。美国只有短短两百多年的历史，文物不多，在展出的大量文物中，很难看到有美国的文物。馆藏文物的绝大部分，都是从世界各地搜罗、掠夺来而的，甚至埃及的整座神殿都搬过来了。在修建埃及最大的水坝——阿斯旺水坝时，有两千年历史的阿布辛拜勒神庙将被淹没。世界科教文组织花费大笔资金，成功地抢救了这个埃及古文化遗产，其中美国捐献了一千多万美元，占全部经费的三分之一。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抢救这个遗产中，出了很大的力。为了感谢美国的援助，埃及人把丹多尔神庙送给了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把外国的神庙搬到美国来，不止这一家。我记得，在宾夕凡尼亚大学博物馆，也搬来了整座印度神殿，放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光线很阴暗，人一走进去，有压抑感。我不知道这座印度神殿是通过什么别的途径得来的。美国人连人家的神庙这样的庞然大物都弄来了，使人感触良深。

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中，有四大文明古国、希腊、罗马、哥伦布前期的美洲、新几内亚、太平洋小岛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古今艺术珍品300多万件。藏品之丰富，举世罕有其匹。2003年，我国决定将国家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合并为国家博物馆，同时加以扩建，由原来的6.8万平方米拓展到15万平方米，藏品由61万件扩充到约80万件。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逾150万件，约占全国馆藏文物的十分之一。台北故宫博物院中，从北京运来台湾的原北京故宫的文物，有约65万件。比较一下，可以想见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是多么丰富了。该馆还附有一个T·J·沃森图书馆，是世界上收藏艺术类、考古类书籍最完善的图书馆之一，藏书有18.5万多册，可供研究人员使用。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藏品太多，每次只能展出藏品中的很小一部分，展品都是定期轮流置换的。其中有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种种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雕刻、装饰、出土文物，等等，有的十分稀奇古怪，颇具神话色彩。反映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不同风俗习惯和传统。其中有一个叫做“阿斯特庭院”的建筑，有苏州园林“网师园”中的“殿春簃”及其后院的克隆品，是作为典型来展示我国园林的建筑风格的。这里是不准拍照的，我当时看见周围没有什么人，就偷偷拍了一张。我不敢用好的相机，因为它太大，太显眼。用的是廉价的小型傻瓜相机，也不敢用闪光灯，回来后冲洗出来一看，效果很不好，照片十分模糊，跟本看不清楚。中国的园林多姿多彩，风格多种多样，在我看来，这一点点小小的建筑，只不过是管中窥豹，也不是最精彩的部分，很难领略到中国园林迷人的全部魅力所在，最好能同时展出“狮子林”的精华部分，效果肯定会好得多。在名为“明轩”的阿斯特庭院的殿堂中，摆放着明代的家具。

该馆还专门设有一个中国书画室，当时展出的古字画中，有元朝赵孟頫和明朝唐伯虎等人的名画。大家都是通过很著名的赵体字而知道赵孟頫的，他还是开山水画新风的元朝的大画家，传世画作少，每一幅画都十分希罕的珍品。风流才子唐伯虎，更是为大家所熟悉的明朝大书画家。他们的画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放在这个博物馆仓库里没有拿出来展览的珍稀中国文物和书画还不知道有多少。展出的书画都放在钢化玻璃柜内，墙上赫然有告示：不准拍照。室内灯光不强，以防纸张受强光照射而老化。柜子里面挂着温度计和湿度计，全年恒温恒湿，湿度调到最佳状态。室内还安装了摄像头和电子报警装置，种种现代化的防盗设施十分齐全，真是照顾得无微不至。当时虽然展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在参观，也没有遇到工作人员，但看到这里戒备森严，我自然不好偷拍。

专门为中国的园林、家具和书画各开辟一个展室，在国外的大型博物馆中是很难见到的。我注视着珍藏在这里的稀世名画，不由得想起国内报纸上刊登过的一条消息：文革期间，广东省有一文人珍藏有一幅苏东坡的画，他担心被红卫兵当作“四旧”抄走烧掉，就仔细将这幅画用油纸包好，塞在竹筒内，两头密封，埋在屋外的菜地里，才免遭劫难，得以保存下来。谭鑫培是清朝极负盛名的京剧艺术家，他家的几代传人都是京剧名家。第五代传人谭元寿讲过他们家在文革中的遭遇，谭元寿虽然当时正在主演样板戏《沙家浜》，可是仍然逃脱不了被抄家和扫地出门的命运，家里的旧书、旧画都被红卫兵全部抄出，放在院子里付之一炬，大火从早上烧到傍晚，其中不乏珍藏的名贵书画。遭受过同样命运的人很难统计清楚，可以肯定，有大量国宝级的旧书画，就这样当作“四旧”，化为灰烬，从人世间永远消失了。

我还记得，文革初期，南岳山上的佛像全被捣毁，南岳大帝像被砍头游街示众，大帝殿内空空如也，殿角一隅曾用作兵营的仓库，其中小小的关公神龛被木板盖住，关老爷才躲过了红卫兵的眼睛，得以幸存下来。1980年我到南岳开学术会议时，看到在关公塑像旁边贴着一张小布告，上书：保护文物，人人有责，毁坏文物者，按治安管理条例严惩。大家看了，哭笑不得。当地群众说：南岳的神像都在劫难逃，唯独关公毫发无损，还是关公最灵，最厉害。自发现关公神像后，前来烧香磕头的人，络绎不绝，我亲眼看到有不少是年青人。

我听一位堂叔说，文革中，我们家族中有人被抄家，抄出了我们的老祖宗张良的画像，被当作“四旧”一把火烧成灰烬了。全国由于无知而被拆毁的珍贵古建筑有多少？文革浩劫中，全国大破“四旧”，红卫兵对“四旧”烧的烧，砸的砸，大量的珍贵文物被破坏、毁灭。据披露，四人帮和康生等这些祸国殃民的败类，把红卫兵抄家抄来的大量珍贵文物，挑出其中的很多最好的珍品，中饱私囊，据为己有。而且大肆煽动不明真相的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到处破坏文物古迹。有一个犯罪分子，在文革中严重破坏孔庙的文物，在文革结束后不久被枪毙了。还有一个更为严重得多的事件：在文革中专出坏主意的康生，一天，他把北京造反派的“地派”头头谭厚兰找去，要她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反。谭厚兰带着“井岗山”红卫兵200余人，浩浩荡荡开进曲阜，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承载了两千多年古文明的孔庙，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从1966年的11月9日至12月7日，他们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摧毁历代石碑1000余座，这场浩劫是“破四旧”中最为惨重的一次。四人帮及其同伙破坏文物古迹，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谭厚兰对这些珍贵文物的破坏，比那个被枪毙的犯罪分子严重得多。文革结束后，她终于有所认识，能主动揭发交代问题，因而免于起诉。她虽然没有坐牢，没有被枪毙，但她还是深感罪孽深重，深深自责和痛悔，在负疚和悔恨交加的心情中，患上了癌症，文革结束后，仅仅过了6年就死了。她死不足惜，最可惜的是被毁掉而不能再生的、见证了几千年古国文明的大量文物。

文革中，大大小小毁坏文物的事件数不胜数，文革浩劫中被毁掉的文物有多少？谁能说得清呢？真没有料到，流失在海外的文物竟受到如此高规格的精心保护，要是在国内，很可能早就灰飞烟灭了。毕竟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不管留在什么地方，总比毁掉强，外国人把它保管得好好的，有什么不好？想到这里，原本很难过的心情，又觉得舒坦些了。

我回国以后，和人们谈起在国外博物馆的见闻时，有时候会加上这一句：“文物流落到国外博物馆，人家把它们保护得很好，免遭损坏，免遭劫难，比放在国内还要好得多。”有的人表示有同感，有的人默不作声。后一种人，思想比较“左”，自然不愿承认这个现实。参观过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御谐先生说，面对馆内展出的中国古代名家书画时，感叹道：“面对如许的长轴短卷心里很矛盾，一方面感叹国宝的流失，另一方面却有一种兴奋；同时又想，如果这些价值连城的艺术品留在国内的话，能不能逃过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呢？”（《美利坚杂记》）。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谈到敦煌文献的损毁丢失时，有这样一段话：“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文学家阿英（钱杏村）谈到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时说：“过去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梦想有朝一日全收回来。现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让这些不肖子孙毁灭了，倒不如让外国人保存起来，总不至于毁灭，还能留存在人间。”看来和我有这种同感的人，还是不少的。

我还想说一说文革期间发生在岳麓书院的一件往事。文革初期，红卫兵大破“四旧”，大肆砸毁文物古迹的狂风，席卷全国，波及长沙。这时有人在岳麓书院贴出大字报说，朱熹所写“忠孝廉节”4个大字的4个大型石碑，是宣扬封建腐朽的道德观，是毒害人民群众的“四旧”，是毒草，应该把它彻底砸烂。眼看这4件珍贵文物即将遭到灭顶之灾了，我心急如焚，可是，我也被人贴了大字报，日子也不好过，不敢出面干预。我时刻注意动向，第二天，在石碑旁边及时贴出了以物理系总支委员苏岚为首几个人写的大字报，指出这些石碑是珍贵文物，应该予以保护，坚决反对任意砸烂珍贵文物的行为。果然过了好几天，这些石碑仍然毫发无损。又过了几天，这两张大字报都不见了，不知道是谁，这4个镶嵌在墙上的大石碑，都被抹上了厚厚的参了稻草的黄泥巴，把这4个大石碑覆盖住，完全看不出石碑上刻有什么字了。粗看起来，用泥土涂上去，似乎是蔑视它的表示。仔细想一想，其实涂泥土的人是想保护这些石刻。如果目的是为了蔑视它，涂一点泥土就行了，用不着涂这么厚的泥土，让人完全看不出石碑上的字来。文革期间，在岳麓书院里，有不少石碑被推倒在地上砸烂了。刻有“万世师表”的木扁额和康熙和乾隆等清朝皇帝题字的匾额，也都从梁架上取了下来，不知去向。康熙题字的匾额，再也找不着了，现在看到的是复制品。只找回了一块乾隆的“道南正脉”匾额。朱熹所题的“忠”、“孝”、“廉”、“节”4个大字的4个大石碑，却完好无损地被奇妙地保留了下来。在今天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岳麓书院”里，还能看到这4个珍贵的大石碑，应该感谢为保护文物出过大力的苏岚等人和在石碑上涂了泥土的人们，在岳麓书院史册中，也应该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不但为了表扬他们，记住他们的功绩，也是为了教育后代，不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再做毁灭文物古迹的蠢事了。

苏岚是一位善良美丽的年轻女教师，文革中有不少干部追随极左路线，有的更卖力地整人，而她却从来没有参予整人。对业务好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文革中常常挨批挨整，她不但不歧视这种人，有时还暗中表示关心，在当时强调划清阶级界限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像她这种干部确实是不多的。在文革期间的1972年，李政道受邀回到中国，顺便来湖南探亲时，苏岚被选去全程陪同。文革结束后不久，她和丈夫杨刚健一起调到广州一所高校去了。

有人说，朱熹所写的“忠”、“孝”、“廉”、“节”四个石碑之所以在文革期间没有被砸毁，是因为当时在石碑前面堆积了很多柴草，把这些石碑掩盖了，所以“破四旧”的红卫兵没有发现这些石碑而得以保存下来。这是不了解真相的人主观想像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而是有人主动保护下来的，这是本人亲眼所见。我相信，在大字报上签字和在石碑上涂泥巴的人，应该有的人还在湖大，希望他们见到此文后出来作证。如果学校和岳麓书院想进一步了解这件事的细节，也可以和苏岚接触，派人或打电话到广州和苏岚谈一谈，认真调查，以获得更多的第一手资料。有的教授知道这件事以后，认为这是值得重视的一个史料，可以写进岳麓书院史中。

现在，我国非常重视保护文物，大力保护出土文物，并且利用现有的文物进行研究，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果。大家不但认识到文物古迹在文化上的价值，也认识到文物古迹是不可多得旅游资源，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例如，这二十年来，我们发现了西安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长沙走马楼吴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竹简、湖南龙山里耶古城遗址和秦简等等极其重要的出土文物，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其中，湖南龙山里耶古城遗址被发现后，短短的时间内就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反映出我国对保护文物古迹的高度重视。上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各方面专家的大量考证和研究，把我国有文字、实物可考的文明史从三千多年前推进前到四千年前，而在过去，夏朝只能算是传说中的王朝，三千多年以前的历史只能算是传说时期的历史。本世纪还要设法考证出五千年前的三皇五帝时期的历史，目前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与此同时，我国也在设法把流散到海外的古籍、文物收集回国。我两次参观过陕西博物馆，第一次是在八十年代，那时保管文物的条件很差；第二次是在九十年代，陕西博物馆成了现代化的博物馆，里面的各种现代化的保卫防护设施相当先进而且齐全，全部都从国外进口，和我在国外看到的差不多，大量的文物得到很好的保护，我感到特别高兴，真是今非昔比了。不过，为了眼前的、暂时的利益，毁坏文物古迹的事情还时有发生。例如，为了搞开发，当地政府不顾有识之士的呼吁，把很有历史价值的海宁古城拆毁了。还有，开发商为了自身利益，不顾国家的《文物保护法》，发现了应该上报和保护的珍贵文物，竟然将它毁坏、铲除，这样令人痛心的事情经常发生。

我国国有馆藏文物约有1200万件。据不完全统计，在全球47个国家的218个博物馆中，藏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还有更多的中国文物被私人收藏。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我国流失在其他国家的文物，包括收藏在博物馆和流落于民间的文物，在1千7百余万件以上，远远超过我国国有的馆藏文物。2003年7月，我国启动“国宝工程”，抢救流失在海外的文物。海外爱国华人也为找回和收购我国珍贵文物而在不懈地努力。这次启动的“国宝工程”，将动员社会和个人力量，协助政府通过回赠、回购等方式，让更多的海外国宝早日回国。

我国有关部门和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在香港和海外多年来多次以高价收购我国的文物，使得不少流失在海外的国宝能回归祖国。例如，在2000年，就以高价购回了圆明园的十二生肖铜兽头中的牛首、虎首、猴首、猪首和“乾隆粉彩六方套瓶”，它是乾隆年间陶瓷艺术的登峰造极之作，也是圆明园被掠在海外的国宝，被捐赠给了首都博物馆收藏。2007年，又购回了马首。

本来这些国宝，是被外国侵略者掠夺而去的，按照有关国际公约，应该可以无偿追回。联合国先后制订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70）、《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95）和《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1995）等一系列国际公约。这些法律的制定，使追讨文物的工作有法可依。有些国家就是利用这些国际公约，追回了一些被别的国家掠夺的文物。2007年，美国耶鲁大学归还从秘鲁掠夺去的1200件珍贵文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无偿追回大量被掠夺到海外的文物，还有很大的难度，上述这些国际公约，是没有约束力的。为了使这些被掠夺的国宝不致再度流失海外，在无法无偿追回的情况下，不得不忍痛高价回收。

2009年初，佳士得拍卖公司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强行在法国巴黎公开拍卖流失海外圆明园大水法兔首和鼠首两件文物。这是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被英法联军洗劫焚毁圆明园时，抢掠而去的文物。我国不少人士认为，不应该再花高价去买回被外国强盗抢掠而去流失在海外的文物了，而应该通过法律途径去追讨回来。由我国数十名律师组成的律师团，通过“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起诉佳士得拍卖行，追索被掠夺到法国的圆明园鼠首和兔首，禁止拍卖并返回这两件文物给中国。2009年2月23日，法国法院说，原告“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的主体不合适，不是鼠首和兔首的直接利害关系的代表者，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虽然这次诉讼失败了，但是，律师们表示，官司还要继续打下去，争取无偿追索回来。

2009年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开幕时，新闻发言人赵启正谈到法国佳士得公司不顾中国人强烈反对，强行拍卖鼠首和兔首一事时说：大作家雨果这样写过，有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叫英吉利，一个叫法兰西。我希望有一天法国解放并涤清了自己，会把这抢来的东西送还给中国。他又说，有一个现在还健在的法国作家叫贝尔纳•布里泽，他写了一本书叫第二次鸦片战争洗劫圆明园，这本书有中译版，我记得是2005年图书展览时是一本热门书。他说，圆明园的洗劫给中国人造成的心灵创伤就好象是如果1871年普法战争的时候，普鲁士的士兵把卢浮宫、凡尔赛宫，再加上国家图书馆一起摧毁，那么给法国人会造成什么样的心灵创伤，这是一样的。这是这本书里写的。希拉克读了这本书，他说感谢这位作家。他说，我欣慰地看到，是由法国作家写清楚了这段历史。赵启正又说，还有一个法国人，他叫波曼德•高美斯，他是欧洲保护中华艺术协会主席，他也提出来制止佳士得的拍卖。所以政协委员们跟我说，不能够把佳士得强行拍卖圆明园的兽首看成是这次事件的失败，它却教育了世界人，包括法国人自己。

我国文物局对这件事立即做出反应，规定禁止被盗抢和非法走私的我国文物，一律不能进出境，还要追讨回来。这个规定使得今后不可能再以高价购回被盗抢和走私的文物。

颇有戏剧性的是，圆明园的兔首和鼠首，被一个中国文物收藏家蔡铭超以总计3149万欧元的价格拍得，他声明说，由于这两件文物不能进入中国，所以他不能付款。这次拍卖事实上流拍了。

英国和法国的历史学家，都讳言1860年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闭口不谈英法联军抢掠园中大量珍贵文物和焚毁圆明园的不光彩的历史，所以很多英国人和法国人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这次拍卖圆明园文物事件，震动了法国，很多法国人现在才知道，原来竟有这样不光彩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他们的祖先中，还有人做出这样见不得人的肮脏勾当。法国《解放报》称，对于中国来说,公然拍卖被劫文物是“双重国耻”。因此中国才会有越来越高涨的阻止拍卖的行动、甚至有要求归还铜兽首的声音。

有一些被盗文物，还是成功地被无偿追回了。例如，1999年4月，我国从英国追回3000余件套走私文物，其中有新石器时代、春秋战国和汉、清各代的珍贵文物。在2000年，嘉士德拍卖行于纽约拍卖唐末五代的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墓中的彩绘石雕武士像，我国提出了大量的证据，证明它是我国的被盗文物，美国司法部门根据联合国公约做出裁决，将浮雕武士像无偿归还中国政府。2001年5月26日，王处直墓的彩绘石雕武士像返回中国，被送往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的文物库房保管。1994年被盗的一级文物、山东北魏时期的石刻菩萨造像，经过民间交涉，终于在2008年1月9日无偿归还山东博物馆。还有，前苏联和前东德，以及后来的德国政府，也曾经主动送回一些《永乐大典》。等等。相信今后还会追回更多流失在海外的文物。